铲除阉党与崇祯初年政局。
崇祯帝的壮烈殉国，让人们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样一位悲剧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发布的讨伐檄文中，也只是这么写着：“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农民起义军的檄文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朝廷的大臣们，而认为崇祯帝并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已。将“君非甚暗”的四字评语送给崇祯帝，还算公道。从他的勤政、节俭看，他是一位好皇帝。然而，勤于政事，为什么最终仍逃不过国破身亡的命运？
明朝灭亡的种子，应该说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埋下了。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又迷恋金银财宝，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一位名叫张维新（字宪周，号岐东）的河南人出任陕西潼关道副使。张维新在任期间，另一位名叫王以悟的学者写信给他，说：“民穷财尽，时事多虞，天下人心，十失其五。”清朝人修《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后，再经历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乱政，明朝灭亡的趋势更是不可挽回了。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也不可能挽回这种王朝衰败的趋势。孟森先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崇祯皇帝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八岁那年，他正式继承他哥哥朱由校的皇位。这一年八月十一日，年仅二十三岁却重病缠身的朱由校凭榻而坐，对应召入宫的弟弟朱由检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校没有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他的弟弟朱由检将继承皇位。朱由检十分惶恐，不敢回答，良久才说：“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朱由校、朱由检兄弟的感情很好。人们曾发现一枚正面铸“天启通宝”、背面铸“十年”的精制大钱。然而，天启纪年只有七年，而没有十年。人们推测，这枚钱很可能是崇祯三年（1630年）朱由检为了纪念兄长朱由校而铸造的纪念币。
然而，朱由检接手的却是一个因权阉擅政而破败不堪的局面。天启年间，皇帝不理朝政，宦官魏忠贤大权独揽。魏忠贤在内联系皇帝的乳母客氏，在外依靠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等人，在朝廷内外遍布心腹，对正直的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与打击。魏忠贤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被称作“九千岁”，全国各地的无耻官员都在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为了防止魏忠贤的加害，朱由检在入宫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宫中的食物。不过，他很快地进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动声色地谋划铲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两个月后，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有十大罪状，朱由检立即开始行动，召见了魏忠贤，命太监当众宣读魏忠贤的罪状，并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正是宦官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天启皇帝是一个完全不管朝政，只知玩闹的皇帝。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皇帝并不少，但是这些皇帝在玩的时候，是有内阁帮助他管理朝政的。内阁的首辅大臣，以及其他成员，都是社会精英，是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下涌现出来一群干吏。天启年间内阁也变成宦官专权的工具了。大家知道，很多宦官，像魏忠贤，目不识丁，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所以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朝政一点都不为过。
在听说魏忠贤出京时还带着卫兵一千人、四十余辆大车后，崇祯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旗校前往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孤零零的魏忠贤最终在旅舍里投缳自尽。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很快也着手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这一过程，正如后来御史吴玉在给崇祯帝解释自己奏疏中“时局”两字的含义时说：“当初是魏忠贤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
清除魏忠贤，证明朱由检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但是，事实证明，他即将面临的时局远比单纯地除掉一个宦官魏忠贤更复杂。作为一国之君，除了警惕和勤政以外，更应该有识人之明，以及用人不疑的从容。崇祯帝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过于多疑，而且越到晚年疑心越重，流于苛刻，却又果于杀戮，比如说杀袁崇焕，杀杨鹤，最后使崇祯年间真正敢于担当的大臣越来越少了。做皇帝的不能给群臣以宽容的政治环境，群臣则虚与委蛇，应付了事，从而造成了上下推诿的局面。这样的局面，跟崇祯帝的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崇祯手迹
然而，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时局。种种迹象看来，明朝衰亡的趋势难以扭转。在他做皇帝的第一年的二月，年轻的皇帝下诏重开经筵。作为明朝一项重要的宫廷教育制度，经筵一般在春秋季举行，每月三次，选择学问好的大臣为皇帝讲授经史。虽然到明朝后期，经筵已日益流于形式，但却是皇帝勤政或者怠政的风向标。崇祯皇帝重开经筵，就是向大臣们做出一种勤政的姿态。二月十二日，经筵开始。然而，讲官王铎在讲书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白骨如林”的话。圣殿之上，言语竟然如此不谨！接下来一位讲官黄锦给皇帝讲五经之一的《尚书》，则举止反常，“声细而哀，无一字可辨”。整个经筵过程中，崇祯皇帝深感不快。经筵原本是要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氛围，然而，哀世之音萦绕殿间！年轻的皇帝不仅要面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各地持续的饥荒、以流民和叛卒为主体的“盗匪”，以及满洲在东北对明朝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