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倭被平,北虏未定。
对于明代中后期东部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开始清剿倭寇。浙江巡抚朱纨推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坚决惩罚所有违反海禁政策的人,并率兵攻克倭寇盘踞的双屿港。朱纨命令,用木石筑塞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这样,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朱纨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但是,浙江籍与福建籍的官员们开始弹劾朱纨,攻击他杀人太多。悲愤的朱纨选择了自杀,他厉行海禁的做法也被废除。
北方的战事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也达到了巅峰。这一年九月,俺答汗的军队突破了北京东北的古北口防线,向南到达了北京东面的通州。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由于担心在京城附近吃败仗而无法掩饰,首辅大学士严嵩警告兵部尚书仇鸾不准出城迎战。蒙古军队围攻京城,然后洗劫了北京郊区,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容地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边境。这一事件史称“庚戌虏变”。事变带来了三个后果:一是在两年之后,已经病死的仇鸾被追究责任,受到死后肢解的惩罚;二是北京南郊开始修建外城,北京城的城墙长度也因此延展了十五里;三是迫于蒙古的压力,明朝政府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同意在大同、宁夏和延绥开放马市,允许蒙古人用牲畜换取内地的丝绸。然而,当俺答汗提出用牛羊交换粮食(粟或者豆)的要求时,却遭到了拒绝。三年后,马市关闭。
明代石匾,内蒙古包头市美岱召出土。
民国时期归化城北门楼
马市一旦关闭,俺答汗便无法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汉地的物资,取而代之的手段便是抢劫和掠夺。此后二十年间,俺答汗依靠汉人谋士,不断进入内地掠夺。他身边的汉人中,最著名的是赵全。赵全向俺答汗建议,招纳汉地的流亡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赵全等人还帮助蒙古人建立固定房屋,即“板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驱使汉人为俺答汗修筑大板升城,次年三月完工。大板升城,后来由明朝赐名“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从此,以大板升城为代表的“板升”地区,极为繁荣,成为俺答汗重要的财富源泉。
阿勒坦汗供马图
明朝政府的北部边境不得不承受蒙古军队一次又一次的侵扰,但南方倭寇的强大却成为此后十余年间政府的心腹之患。那些零散的倭寇,聚集在新首领王直手下,越发强大。王直是徽州府歙县人,原本是徽州盐商,后来从事海上贸易,成为日本商人的经纪人。他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加入以徽商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倭寇集团,继他们之后成为倭寇领袖,号五峰船主。王直也多次向明朝政府请求互市,但都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倭寇不断发起进攻,洗劫沿海各地的官署、粮仓和府库。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的王直船队,有几百艘船。一时间,整个中国的东南部沿海都成了倭寇的战场。朝廷围剿倭寇不力,各府、州、县也只能纷纷筑城以图自保。
在朱纨之后,受命前去指挥抗倭的,先后有王忬、张经、胡宗宪等人。张经还征调了广西、湖广等地的士兵,以补充自己在浙江的军队。来自广西的土官瓦氏夫人,亲率六千名士兵开赴浙江抗倭前线。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份《抗倭图卷》。从图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表示广西土兵参战的文字——“田州报效狼兵长”。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嘉兴北部约十三公里处的王江泾,张经率军歼灭了一千九百名倭寇,取得了明朝政府对倭寇的首次大捷——王江泾大捷。然而,昏庸的明朝朝廷将战功归于当时的大学士严嵩的私党胡宗宪、赵文华,而主将张经却被逮捕入狱,不久便被处死。为此,有学者认为,《抗倭图卷》或许是张经的部下或家人为缅怀张经而绘的。
继张经后,徽州绩溪人胡宗宪以兵部侍郎总督浙直、福建军务,负责剿倭。明代话本小说集《三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名叫“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所讲的胡总制就是胡宗宪,而徐明山即倭寇首领之一徐海。胡宗宪通过招抚的方式,非但成功平定了徐海,又诱降了王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羁押狱中两年之久的倭寇首领王直被胡宗宪处死。
王直与徐海之死,并不代表倭寇的平息,残余的倭寇仍然四处侵扰。2006年,安徽全椒发现了一块筑城抗击倭寇的碑刻。碑文记录说,嘉靖三十八年,全椒县城面临倭寇侵扰,由于三面皆河,无城可守,知县顾逵以树木为栅,抵御倭寇。倭寇退去后,顾逵号召民众捐资沿河构筑砖城。由此可知,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的侵扰仍然深入到内地省份。
戚继光像
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将领立下了赫赫战功。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山东登州(今蓬莱)人;俞大猷(1503—1579年),字志辅,福建泉州人。他们都是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军事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镇守倭患严重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招募义乌、金华的剽悍壮丁,教习击刺之法,更新火器兵械,组建名闻天下的戚家军,先后在浙江慈溪龙山、舟山东面的岑港以及台州等地沉重打击倭寇。之后,戚家军进入福建,配合俞大猷平息福建倭患,再移师广东。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平倭战争基本结束,明朝的东南海防获得了相对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