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与嘉靖大倭寇。
倭寇的侵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倭寇早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从地域上来说，倭寇也不限于中国沿海，朝鲜半岛沿海地区也有倭寇。但是，倭寇在嘉靖年间的大爆发，却让嘉靖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穷于应付。嘉靖年间的倭寇，因此也被称为“嘉靖大倭寇”。问题是，为什么倭寇会集中爆发于16世纪的40—60年代呢？
传统史家认为，倭寇产生的原因是日本在此时恰好进入战国时代，所以会有大批的武士和浪人浮海进行劫掠。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倭寇”条的解释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在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早在1965年，台湾学者陈文石即撰文指出，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所引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开始趋向于认为倭寇的主体是海上贸易商人，是假倭，不是真倭，倭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的海禁政策。因为嘉靖八年（1529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使得正常的中日朝贡贸易中断，致使海商只能铤而走险，武装走私。1980年，林仁川先生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即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即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982年，戴裔煊先生出版《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1990年，王守稼先生在《嘉靖时期的倭患》一书中说，明朝政府把王直等称作倭寇，而王直等人亦自扮为倭寇，但王直等人其实是假倭，真倭的大多数是王直集团雇用的日本人，处于从属地位。日本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著名的明史学者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文中谈到，嘉靖大倭寇的主体是中国商人，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2001年，樊树志先生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一文，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代史学家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嘉靖大倭寇”的性质。其实，明朝人自己对倭寇的性质也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宁波人万表在他的《海寇议》中说，海商往往“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这样的船头，便成了倭寇的领袖，如王直、徐海。明朝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寇禁愈严愈繁盛”。湖州人唐枢说：“壬子（1552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新的研究还认为，倭寇中，真正的日本海盗人数并不多，“真倭”多半受“假倭”的雇用，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最终倭寇问题得以解决，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抗倭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彻底消除的原因却是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
从16世纪20年代起，倭寇开始在沿海劫掠。到40年代，倭寇的组织更严密、规模更大。倭寇以日本的平户为根据地，又在舟山双屿港建立其近海的立足点，并且勾结沿海的官吏和军士，从事贸易。后来力主海禁的浙江巡抚朱纨说：“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朱纨《甓余杂集》卷四《生擒海贼事》）葡萄牙人也在双屿进行贸易。在这种背景下，双屿成了一个大型的贸易集散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因此将双屿港形象地比喻成“16世纪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