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内阁。
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为“相”。但是，内阁却并不等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在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朝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是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发起建议，再通过票拟实现自己的意志。
换言之，内阁大学士必须结纳其他官员，才能实现自己的施政目的，同时也会形成自己的权力小集团。这也是晚明党争风气特别严重的一个间接原因。内阁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得不到他们效忠的皇帝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
内阁在明代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很微妙。一方面，它处于皇帝与中央部、院之间，发挥着协调的作用。明朝后期的嘉靖皇帝在严嵩垮台后，对内阁曾有一番评语，认为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隆庆年间的首辅大学士高拱也说，内阁“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但是，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却又觉得办起事来缩手缩脚。万历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说：“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也就是说，有人说阁臣是“有名无实”的宰相，也有人说阁臣是“有实无名”的宰相。到底该如何理解？其实，明代的政治体制中，内阁确实不是相权的回归，而是由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逐渐成长为一个超越单纯的秘书职能的权力协调机构。它究竟是“有名无实”还是“有实无名”，取决于内阁大学士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对皇帝的影响力。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受到君主专制权力的严重束缚。勤政的皇帝可以绕开内阁的票拟直接批答；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票拟，可以发回内阁重拟，或者传口谕令内阁照自己的意思票拟；皇帝可以将奏疏留在宫中，不发给内阁票拟，也可以将已经票拟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往下发，称为“留中”。
明朝晚期的万历皇帝就常将大臣的奏疏留中不发，以至于内阁无事可做。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终日内阁闲坐，感叹道：“安得票一疏，全我体乎！”意思是，要是能拿到一份奏疏来票拟一下就好了，也算能保全我这个内阁大学士的体面啊！实际上，尽管内阁偶尔会坚持自己票拟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
明人绘《十年同会》（局部）中的明代文官形象
而且，内阁大学士的选择权，也操纵在皇帝手中。明代中后期，入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几乎是每个官员的梦想。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内阁大学士，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大臣的资历、威望固然很重要，而且明朝中后期大学士的入阁也常要经过“廷推”这样类似选举的程序，但是，官员入阁，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皇帝。一般说来，如果一位官员曾经在皇帝还是皇子或者太子时做过他的老师，他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像明代后期的著名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曾经是隆庆皇帝裕王府的讲官。而且，如果皇帝愿意，可以特旨简选自己喜欢的人进入内阁办事。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统治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用了五十人，这充分说明专制君主在选择内阁大学士时的随意性。而且，皇帝的一道圣旨，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内阁大学士的命运。例如，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宫中传话内阁大学士到会极门候旨。不一会儿，太监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一道突然的圣旨，将此前还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高拱送回了河南新郑老家。
随着宦官干政的程度越来越深，内阁诸臣由于需要与宦官频繁打交道，对宦官也就越来越客气。陆深《玉堂漫笔》中记载，英宗天顺年间，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阁臣李贤只需要常服接见；到彭时任首辅时，就要衣冠整齐接见太监，阁臣向西坐，而太监向东坐，太监中的第一人对着阁臣中的第三人。至于相送，之前李贤是作一个揖便算送客了，后来送出阁就可以，到商辂的时候须送下台阶，到万安的时候要送到内阁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一个宦官的话说：当初我们见到张璁张阁老时，我们要打个躬；后来见夏言夏阁老时，我们只平眼正视就可以；现在严嵩严阁老见到我们，总是先拱拱手再进去。
内阁权力还严重地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几乎在宣宗朝内阁获得“票拟”权力的同时，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的票拟，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臣。例如，在宦官权力最厉害的天启时期，非但不经内阁票拟的旨意经常自宫中发出，而且经过内阁票拟的章奏，也必须等到魏忠贤到了才敢批答。
天启朝的内阁大学士冯铨，靠着投靠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非但复官，更在天启五年（1625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清除之后，冯铨作为阉党之一，被追究责任，论杖徒，赎为民。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冯铨应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征召，开始在清朝做官。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改设内阁，冯铨以礼部尚书兼中和殿大学士。冯铨是在明清两代都曾做过内阁大学士的人物。这也表明，在内阁制度上，明清两代是相承不替的。其区别在于，清朝皇帝更专制，似乎也更勤政，大臣奏章多由皇帝亲批。一种制度的出现和消失都有着当权者各自的目的，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它的必然性。在明朝手握重权的内阁，到了清代，变成了不再拥有票拟之权的内阁，从此也就失去了作为政治中枢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