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拟批答，首辅专票。
洪熙朝及宣德初年，内阁诸臣的地位和品秩迅速上升。永乐后期，由于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辅助太子的杨士奇曾短暂入狱，不过很快便官复原职了。太子朱高炽即位后，杨士奇很快就被提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仁宗赐给吏部尚书蹇义和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
明仁宗朱高炽像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仁宗朱高炽任命杨荣为工部尚书兼大学士。此后，杨士奇、黄淮、金幼孜等人在宣宗朱瞻基统治时期相继晋升为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则阁权渐重于部权。在宣德朝，由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组成的内阁“三杨”，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都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正统初年，由于明英宗年幼，内阁“三杨”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
内阁地位的提高，表现在入阁人员的身份上。宣德年间，张瑛入阁，入阁前是正三品的礼部侍郎，入阁时晋为从二品的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正三品的官员入阁，是从张瑛开始的。景泰五年（1454年），王文以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前他已是正二品的左都御史，进少保，为从一品。王文入阁，开了二品大僚入阁的先例。弘治四年（1491年），丘浚入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前他是正二品的户部尚书，入阁时加太子太保，从一品。丘浚入阁，开了六部尚书入阁的先例。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六部尚书的入阁，说明内阁地位在明代中期以后已高于部、院。
明人绘《杏园雅集图》（局部）。描绘的是明正统年间，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等雅集于杨荣家的杏园中的情景。
台湾学者张治安先生曾对明朝一百六十三位阁臣入阁之前的职务做过统计，发现入阁前职任六部尚书的有五十六人，约占百分之三十四；入阁前职任六部侍郎的有六十六人，约占百分之四十一。也就是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阁臣是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侍郎中选任的。
实际上，为了获得入阁的机会，官员之间不惜互相攻击。崇祯年间，礼部右侍郎钱谦益担心“廷推”时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会排在自己的前面，就暗中使力气想让温体仁不列名于会推名单中。温体仁便攻击钱谦益典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并且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告钱谦益贪肆不法。最后，钱谦益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救，使温体仁辞职，而自己也削籍而归，两人都没有如愿入阁。还有一些大臣，为了入阁，不惜奴颜婢膝，求助于宫中的宦官。例如，正德时期，宦官刘瑾权势熏天，焦芳就是因为给刘瑾通风报信，才得以入阁为大学士；另一位大学士刘宇则是向刘瑾一次性送了上万两银子，才得以入阁。
内阁学士备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例如，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即位诏颁布刚两天，他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在便殿议事，远远看见杨士奇过来，便对二人说：“新华盖殿学士来了，必有忠言，一起听听吧。”果然，杨士奇进殿说：“即位诏里刚刚说过减天下岁供，惜薪司却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与诏书不合。”仁宗马上下令减征四十万斤。然而，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大臣们跟皇帝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只能通过书面意见呈现。黄佐《翰林记》记载：“上（即仁宗）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杨）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随着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深居简出，这种书面交流越来越制度化，内阁开始代皇帝批答奏章，即“票拟”。
明代内阁奏折草本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黄佐《翰林记》载：“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可见，替皇帝票拟，最早不是内阁的专职，其他一些皇帝信任的大臣也可以票拟。
最早在仁宗时期，户部尚书夏原吉就已经开始替皇帝票拟了。夏原吉，字维喆，湖南湘阴人，是15世纪初最有经济才干的名臣。永乐一朝二十二年，夏原吉当了十九年的户部尚书，熟悉国家财政。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北征，夏原吉曾经辅佐过时年十三岁的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被朱棣褒奖为“周公辅政”。永乐十九年（1421年），夏原吉劝朱棣不要再北征，触怒了朱棣，被捕入狱。后来，朱棣在北征途中死于榆木川，死前感叹说：“原吉爱我。”朱棣逝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太子朱高炽来到锦衣卫大牢，赐夏原吉“御膳”，“咨国事”。夏原吉忠心耿耿地辅助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祖孙三人。明仁宗朱高炽对夏原吉极为信任。《夏忠靖公遗事》记载：“（仁宗）遇有急务，赐手敕访公。凡内外诸司所进章疏，多命公先条进其旨，而后从中批出。”从这条记载来看，夏原吉就是明代历史上最早为皇帝条旨的大臣，时间则在仁宗统治时期，也就是1424年到1425年。夏原吉为仁宗朱高炽“条旨”，通常不加决断，而是照奏章所涉事务批转各部，写上“吏部知道”或者“兵部知道”字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提出建议和对策。夏原吉说：“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夺，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庶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这样做确实表现了夏原吉的谦虚。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臣替皇帝“票拟”，确实有突破祖制的危险。
像宣德年间尚书夏原吉、蹇义参与票拟之事，被称作“预阁务不居其职”，“朝夕备顾问拟旨，然不与阁职”。然而，随着阁权日重，票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不入内阁的人不可能替皇帝拟旨。
内阁专职票拟，始于正统皇帝朱祁镇时期。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实际上相当于太皇太后所倚靠的一个“摄政团”。黄佐《翰林记》载，正统以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
《明会典》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除票拟之外，还包括知经筵、修《实录》等。不过，《明史?职官志》将内阁的核心职权概括为十六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其中，票拟批答，应该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的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簿，称作“丝纶簿”。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为此，内阁被称作“政本之地”“政府”。
内阁拥有票拟权的初期，票拟一般由阁臣商议而行。然而，到后来，入阁最早、最受皇帝眷顾的阁臣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称作“首辅”“元辅”。晚明学者王世贞说，弘治、正德年间，阁臣中“居首者始秉笔”。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首辅的权力更大，形成了首辅专票的局面。
嘉靖时期，张璁任首辅大学士，其他阁臣翟銮、李时没有皇帝特旨安排，就不敢参与票拟。夏言任首辅时，每次票拟后即送往内廷，只是偶尔让严嵩过过目而已。严嵩任首辅时，推荐性情柔弱的吏部尚书许赞入阁，但许赞却从来不能参与票拟。百无聊赖时，许赞就感叹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意思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把我从吏部尚书的职位上弄过来，让我坐在旁边闲看别人！
独裁的典型，是万历初年的张居正。由于万历皇帝年幼，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几乎行使的是摄政的权力。他自己也说：“我不是辅政，而是摄政。”其他阁臣，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在家三日不出，内阁办事人员就用盒子装着章奏到张居正家中让他票拟，而内阁其他阁臣闲坐阁中，无事可做。这种情形，在晚明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中是这样形容的——“红本到阁，首辅票拟，余唯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