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废中书省后不久，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品级很高，是从一品的高官。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紧接着，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向皇帝提供咨政议政的服务。
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可以视为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
到永乐初年，内阁制度初现端倪。朱棣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翰林院，“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文渊阁书目》
文渊阁位于午门内，地处内廷，故称内阁。明初，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所。杨士奇等人曾据阁中藏书编纂过《文渊阁书目》。彭时在《彭文宪公笔记》中说：“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匾。”文渊阁共十间，西边五间，放置红柜，用来储藏历朝《实录》，东边五间，“前后皆列书柜”。整个文渊阁的建筑是南向的，而门是西向的。明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写道：“大学士直舍，所谓内阁也，在午门内东南隅，外门西向，阁南向，入门一小坊，上悬圣谕。过坊即阁也。”
文渊阁同时也是明初内阁制度的萌芽之地。自明朝中期以后，文渊阁是中枢禁地。崇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禁卫森严的原因是，明代中晚期的文渊阁乃是处理政务的“政本之地”。
朱棣命令入阁的七位阁臣，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七人中，最著名的当数解缙与杨士奇。
解缙像
解缙书法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解缙博学多才，有人将他比作汉初的才子贾谊。解缙熟悉历法，诗歌、书法也很优秀，《明实录》称赞他“文学书札，独步当时”。清代著名的诗评家沈德潜说，解缙的诗“得李太白遗意，律诗绝句，俱近唐人”。解缙的草书“纵荡无法”，而行书宗王羲之，婉丽端雅，小楷精绝，被后来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陈敬宗认为是“近岁第一笔”。
解缙最初很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为磨炼他的意志，让解缙回老家，许诺十年之后再大用他。然而，不到十年，朱元璋便先死了。建文一朝，解缙郁郁不得志。朱棣即位后，解缙才迎来自己大展身手的机会。据说，朱棣入南京后，召见解缙，解缙应答敏捷，无所凝滞。从此以后，“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解缙之手。朱棣做皇帝，颁登基诏，先让方孝孺起草，但方孝孺决心一死，拒绝起草。学者们认为，朱棣的登基诏后来是由解缙起草的。
入值文渊阁的解缙，在永乐初年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在朱棣的授意下，解缙负责重新修纂《太祖实录》，并且开始编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不过，《永乐大典》最终修成之前，解缙已经失宠了。贬谪、关押多年之后，昔日的内阁学士解缙，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杀害在狱中。
《永乐大典》书影
相比而言，杨士奇（1365—1444年）的命运要比解缙好得多。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建文时，因修纂《太祖实录》应征来朝，后供职于翰林院。朱棣即位后，杨士奇入文渊阁办事，从此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内阁中，一待就是四十三年。因此，杨士奇权力上升的一生，同时也是内阁制度逐渐形成的过程。
杨士奇像
入阁后的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所言朝政深中皇帝本意，深为朱棣所信任。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下令第三次修改《太祖实录》，便以杨士奇为总裁。杨士奇主持修改的《太祖实录》，让朱棣很满意，此后没有再修改。朱棣多次北巡，每次杨士奇都是留在南京，辅佐太子。远在北京的朱棣，有一次写信给太子朱高炽说：“最近伊王来对我说，不久前经过开封，看见周王出语忿恨。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
如此绝密的敕书，只能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四人看，反映了内阁学士在永乐朝“参预机务”的真实情形。实际上，纵观永乐一朝，内阁诸臣的品级虽然很低，官止五品，但赏赐却往往是按照六部尚书的标准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