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第七次远航。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决定第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明史?郑和传》对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动机是这样描述的：“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在朱瞻基登基之后的第五年，因为由远方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他决定派郑和再度下西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第七次远航决定的做出，是因为需要下西洋继续采购皇室所需要的奢侈品。
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远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中国。然而，关于此时郑和是否还活着却是一个谜，因为据说郑和在当年航海途中逝世于印度的古里。人们怀疑南京江宁区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只是一座衣冠冢而已。然而，清修《明史》却记载说：“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郑和是老死的，而不像是逝于远航途中。到今天为止，郑和之死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1905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伽马并时而兴的“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然而，郑和的逝去，却似乎标志着明初大航海时代的结束。
关于郑和之死，时间、地点与安葬之所，都有不同的说法：一、郑和逝世于船队回航的途中，船队对郑和实行海葬，让这位大海之子回归了大海，他的一撮头发则被带回到南京安葬；二、郑和回到南京之后逝世，葬在牛首山麓。1959年，在该山的周昉村发现了“马回回墓”，1985年地方政府出资将墓重新修缮，题为“郑和墓”。但是，对于该墓究竟是实际墓葬，还是郑和的衣冠冢，议论仍是喋喋不休。例如，有一种说法便认为郑和的骨灰葬于弘觉寺塔下地宫之中，而牛首山墓只是衣冠冢。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到达了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在今天东南亚一带，依然保留着许多跟郑和有关的遗迹、传说，建立了许多纪念郑和的祠庙。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就有三宝洞、三宝墩、三宝井、三宝河与三宝圣碑。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保存在斯里兰卡的国立博物馆。在郑和船队访问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派使节和商队来到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国王，甚至亲自来到中国访问，如浡泥（今文莱）、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王都曾访问中国，而满剌加在永乐、宣德间先后有三位国王五次到中国访问。郑和远航，开创了明代朝贡贸易的一个辉煌时代。
对明朝的人来说，郑和远航也扩展了他们的地理知识。跟随郑和远航的随从人员马欢和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载了所经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中国人民对它们的了解，丰富了人们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识。郑和所用的航海图原本虽然早已失传，然而明人依据郑和下西洋的路径，绘制了二十四页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保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之中。为此，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感叹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
由于文官们的强烈反对，以及宣德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个明朝帝国对于海洋的热情迅速消退，远航的计划从此被取消了。三十年后，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航海的档案。由于担心皇帝会有再度远航的计划，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悄悄将档案藏了起来，并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这一说法只见于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学者们对刘大夏是否真的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表示怀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义日益占据上风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评的“弊政”，大约是事实。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此时，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做出了撇开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险计划，尽管他的船队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附近逡巡，但寻找印度和试图进入印度洋的决心却没有动摇。然而，此时明帝国却从印度洋领域完全退出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郑和远航停止以后，有着许多优点的“中国帆船”，从此“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而且，由于明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中国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对苏门答腊以西的贸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迈出一大步后，退了回来。
郑和下西洋之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朝贡贸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头。僵化的朝贡贸易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贸易却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来了，海外移民的热潮也兴起了。万历时代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引用嘉靖《广东通志》的话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从这条记载来看，明朝人确实认为16世纪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受惠于永乐初年的“遣使四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16世纪到达亚洲，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明朝形势图（143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