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与敦煌。
隋末以来，从西域到内地的使者、商人主要还是通过经由高昌的中道。
高昌，即今天的吐鲁番，它是丝绸之路上除敦煌之外，另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纳、哈拉和卓等地进行了艰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的文书，这些宝贵的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吐鲁番盆地乃至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认识。
隋与唐初的高昌王国是一个由汉人麴氏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是高昌城，其遗址位于今天吐鲁番市东南四十公里的三堡乡境内，面积2.2平方公里，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在它的西北，则是著名的交河城，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李白、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
与敦煌一样，高昌国也是一个佛国圣地。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在面积并不算大的吐鲁番盆地，当时仅以姓氏命名的家寺，就有四十多座。高昌、交河城内，一些显要之地，也往往矗立着宏伟的寺塔建筑的遗迹。
另外，在火焰山山谷中，也有重要的石窟寺遗址，如吐峪沟中现存的四十六个洞窟，在唐代之前叫作“丁谷窟寺”；木头沟中，则有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现存八十三个洞窟，它开凿于十六国时期，麴氏高昌国时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称为“宁戎窟寺”。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异常精美，可惜其中不少在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家勒考克盗走，藏于柏林博物馆，又毁于二战末盟军的轰炸中。
交河故城
高昌佛教的兴盛，对于唐初西行求法的玄奘来说，尤其意义非凡。
当麴文泰得知玄奘来到伊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迎接，对他优崇备至，甚至与他结拜为弟兄。当玄奘从高昌继续西行时，麴文泰为他置办了丰厚的行装，又给高昌以西诸国写下了二十四封书信，并附上礼物，还向西域的霸主西突厥的叶护可汗献上厚礼，请他们为玄奘提供方便。二人约定，等玄奘取经归来，要到高昌国住三年，接受国王与信众的供养。只可惜，当玄奘从印度载誉归来时，高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虽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极力模仿和学习中原制度，但由于势力单薄，高昌国不得不臣服于先后控制西域地区的柔然、高车、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当大唐王朝于贞观四年（630年）二月一举击溃东突厥汗国，原属东突厥的伊吾随即称臣内附时，高昌王麴文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他与西突厥连兵，东攻伊吾，企图封堵这个唐朝进入西域的门户，又多次劫掠西域各国前往唐朝进贡的使者。这就给了唐太宗一个很好的出兵借口。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牛进达、姜行本等将领出征高昌。这次行军非常顺利，到第二年八月，刚刚接替病死的麴文泰担任高昌王的麴智盛就开城投降了。唐朝在高昌设立西州，在天山北面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设庭州，又在西州交河县置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这是唐王朝进军西域的关键一步。
参加平灭高昌的唐军大将姜行本曾在天山立了一块纪功碑，即《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它记载了唐军这次平灭高昌的壮举。在碑文所记率军鼓行而前的将领中，第一位就是“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可见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
显庆三年（658年），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今新疆库车），并设立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镇守西域广大地区。然而，从龙朔二年（662年）开始，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的军队也进入西域，同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四镇几度易手，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名将王孝杰率军收复四镇（此时焉耆已被碎叶取代），并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大大增强了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从此以后，直到8世纪末的一百年间，西域的局势稳定下来，唐朝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控制，丝绸之路也进入到一个极盛时期。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描绘的就是唐代丝路的繁忙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与吐鲁番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在两地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有来自西域的香料和奇珍异宝，也有来自北方的驼马和毛织品，还有当地出产的五谷。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沙州有六千三百九十五户，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人，达到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粟特地区来的九姓胡商有关，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以撒马尔干的康国为中心，分布着大小十余个操粟特语的民族所建立的城邦王国。
从4世纪初以来，粟特商人已经来到了敦煌。1907年，斯坦因就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中发现了八封粟特文写成的信件，学界通常称之为“粟特文古信札”，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它们都是在武威、敦煌等地经商的粟特人发往家乡撒马尔干的，却不知什么原因，遗失在敦煌的长城脚下。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粟特人经营的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许多人在敦煌、吐鲁番这样丝路绿洲城市中定居下来，有些则继续向东，来到长安等地进行贸易。1973年，从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文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胡商带来的商品不仅是香药与奇珍异宝，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族奴婢。
《唐荣买婢市券》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在吐鲁番的市场上，沿着丝绸之路做生意的粟特商胡米禄山，就将一位年仅十二岁的胡族小女孩作为奴婢卖给了来自京城长安附近的商人唐荣，他得到的是四十匹白练。这可能是当时一个胡婢的正常价格。
在这份西州都督府发给的买人市券上，还有五位保人的签名，他们是：石曹主、曹娑堪、康薄鼻、康萨登、罗易没。从这些名字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出身于中亚的胡人，除了罗易没来自吐火罗国，其他四位和米禄山一样，都是出身于粟特的昭武九姓胡人，他们正是丝绸贸易的主要担当者。
在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开元二十年（732年）粟特商人申请“过所”也就是通行证的文书，其中记载了已经在西州落户的粟特人石染典，带着奴婢和牲口等，从新疆的库车到瓜州市易，瓜州都督府给予通行证后，他经过悬泉守捉、长乐守捉等唐朝镇防机构官员的盘问勘察，来到敦煌。
石染典在沙州向官府呈报了自己所携带的奴隶与牲口，并申请到伊州去。在文书上，就有沙州主管市场的官员——“市令”张休“勘同”的批注，确认石染典所带人员与牲口数目属实。这件难得的文书，也印证了粟特商人在敦煌市场的活跃。
在唐代沙州敦煌县的十三个乡中，有一个从化乡，这是一个7世纪初形成的粟特人聚落。到了天宝九年（750年），这里有三百户，一千四百人，大部分居民都是康、安、史、石、曹、何、米等姓的粟特人。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唐朝的百姓，但依旧信仰着自己的传统宗教——祆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中，就有记录：“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百步。”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过所实物《石染典过所》，过所相当于今天的通行证明。
这所祆舍，无疑是敦煌粟特百姓精神信仰的中心。
除了祆教之外，从丝绸之路上还传来了景教和摩尼教，来自中原传统的汉文化也得到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道教典籍，都传到了敦煌。当时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按照唐王朝的规定，教授儒家经典。在藏经洞中，也发现了许多儒经的注释本，如《论语郑氏注》等。由于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为先祖，道教得到了历代皇帝特别是唐玄宗的大力弘扬，敦煌与中原诸州一样，建立起紫极宫、开元观等道观，为国设斋行道。同样，敦煌文书中也包括了许多唐代的道教典籍，如《老子化胡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
当然，佛教依然是敦煌最流行的宗教。当地的一些大家族如翟氏、李氏、阴氏等，都争先恐后地在莫高窟开凿“家窟”，其中220窟就是翟氏所建，故称“翟家窟”。它始建于贞观十六年（642年），从甬道北壁10世纪的供养人图像来看，翟家世代供奉此窟，历时约三百年，这不能不让人惊叹。
220窟东壁《听法帝王图》
在东壁北侧的下方，有一幅《听法帝王图》，画中的帝王头戴冕旒，青衣朱裳，形象高大，在两旁身后恭谨扶持的群臣簇拥下，显示出帝王的威严，与传世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比，亦显得毫不逊色。考虑到当时正是初平高昌，唐太宗威震西域之时，画中的帝王无疑正是暗喻太宗，这自然也显示了翟氏对朝廷的忠心。
220窟的壁画色彩非常鲜艳。20世纪40年代时，敦煌研究院移除了上层归义军时代的壁画之后，才显露出初唐的壁画，由于有上层壁画的保护，这些下层的壁画才显得如此鲜亮。南壁绘的是西方净土变，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大大小小的佛、菩萨、天人化生等约一百五十身围绕四周，空中有天女散花，佛前平台上舞乐齐动，一派欢乐的景象。这也是此后唐代壁画的常见构图。
武则天一生崇佛，据说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面容就是照她的形象来塑造的。无独有偶，莫高窟第一大坐佛据说也是如此。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年），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又称“北大像”，高达三十五米半，围绕着大佛像，则是高达四十五米的九层木构窟檐。今天，“北大像”是人们到敦煌时必去的地方。在窟中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是否还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事事敢为天下先的一代女皇？
在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二十七米的“南大像”。据专家考证，本窟开凿于盛唐，壁画绘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之后。当人们走进十米进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时，一定会感受到盛唐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
《王氏夫人供养图》
在甬道南北两壁，绘制有巨幅的供养人画像，其题记曰：“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时”。南壁共有十二身供养人像，第一身形象最大，描绘的是乐庭瓌的夫人王氏，她头饰鲜花、宝钿，身着碧衫红裙，足登笏头履。在她的身后，是两个女儿与九个婢女，她们造型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是敦煌供养人壁画中最精彩的一幅。
在盛唐的繁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惊慌失措的唐玄宗无奈逃往成都避难。为了抵御叛军，唐肃宗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西部各地劲旅，前往中原平叛，虽然完成了勤王的任务，却使得西北地区的防卫空虚，吐蕃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开始蚕食唐朝的疆土。在三十年间，陇右、河西诸州相继落入吐蕃之手，到了贞元二年（786年），敦煌军民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寻盟而降”。从此以后，敦煌进入到吐蕃统治的时代，直至大中二年（848年）。
由于与吐蕃订立了“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755—796年在位），他大力弘扬佛法，而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在占领敦煌之后，赞普马上邀请高僧昙旷入藏讲道，又招请汉僧摩诃衍入藏传播汉地禅法。在敦煌，吐蕃也大力扶持佛教，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的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尊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佛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十三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