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戎所交的都会与灿烂的敦煌艺术。
敦煌，是一个被戈壁、荒漠与高山环抱的小绿洲，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由于地处内陆，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四十毫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很大，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是滋润这片绿洲的主要水源。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夺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并陆续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自此开始。
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在敦煌的西部，还设立了阳关与玉门关，调兵戍守。从此以后，敦煌就成为联结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门户与军事重镇，东汉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便长期驻守在敦煌。由于地处丝路南、北两道的交会之处，敦煌也成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的重要中转站，《后汉书?郡国志》就称之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历经千年的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一千七百四十米的石窟群。在十五至三十多米的断崖上，分布着七百三十五个历代营造的洞窟。这些洞窟可分为南、北二区，南区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是礼佛之地，共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两千多身；北区则是僧人修行居住的场所，画、塑很少。那么，莫高窟是从何时开始兴建的呢？
莫高窟
月牙泉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许多少数民族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敦煌在这一时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
目前所见敦煌佛教的确切记载，是西晋时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他率领一批弟子在这里译经修道，被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不过，莫高窟的开凿却要比法护的时代晚得多。
据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敦煌望族李克让所撰的《莫高窟佛龛碑》（原立于332窟）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他认为这里就是他所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通碑文的记载，是有关莫高窟最初开凿情况的最早记录，虽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由于是当地的文献，还是可以信赖的。
不久，另一位高僧法良也来到敦煌，在乐僔的禅窟旁又开凿了一个石窟。从此之后，莫高窟的兴建绵延千载，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可惜的是，乐僔与法良所开凿的最早的洞窟，却早已无法确认了。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了北凉首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其驻守敦煌的弟弟无讳、安周最终率万余家撤离敦煌，入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这一过程中，敦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不过，当地的佛教却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北魏王朝直接统治敦煌以后，又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因素之后，经过平城（今山西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文化。
从孝昌元年（525年）到武定二年（544年），被封为“东阳王”的北魏宗室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虽然北魏末年中原地区发生了连年的战乱，但远处边陲的敦煌却未受到太大影响。在元荣统治敦煌的二十年中，他不仅团结当地豪族，保持了境内的安定，而且大量抄写佛经、开凿洞窟，使莫高窟营造的规模日益扩大。
元荣之后，于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年）担任瓜州刺史的北周建平公于义，继续了东阳王元荣在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在《莫高窟佛龛碑》中就说：“建平、东阳弘其迹。”这些王公贵族的做法，不仅给当地各阶层民众做了榜样，上行下效，敦煌掀起了一个造窟的高潮，而且，他们也带来了中原的艺术风格，使莫高窟逐渐突破之前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了大隋王朝，并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完成了再造统一的伟业，也为丝绸之路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敦煌、张掖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在《隋书?裴矩传》中，保存着他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数百年的开拓，丝绸之路已由南、北两道发展为三道，即当时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也就是今天地中海，共有三条路线：
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
中道从高昌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再到波斯，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
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翻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过吐火罗地区（今阿富汗），进入印度。
这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清楚说明了敦煌在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在隋代文帝、炀帝大力倡导佛教的推动下，全国崇佛之风大盛。在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就保存着一批隋朝皇室成员的写经，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43《大楼炭经》卷三题记就说：“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这显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在长安所写的，可见当日佛教发展的盛况。
敦煌壁画《飞天》
独孤皇后写经题记
在这股崇佛的浪潮中，敦煌也不例外。短短的三十多年里，莫高窟就兴建了九十多个洞窟，这在其千年的营建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隋窟绝大多数集中在莫高窟南区的北段，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占据了莫高窟中心崖壁中上层的最佳位置。无论是从洞窟的数量还是壁画的篇幅来看，隋窟都大大超过莫高窟之前二百年间保存下来的洞窟总和。
第420窟西壁佛龛塑像
第420窟开凿于隋代中期，是最具代表性的隋代洞窟之一，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和西夏时期均有修复，例如洞窟入口处的壁画即为西夏所绘。本窟属于覆斗顶殿堂窟，平面方形，西、南、北壁各开一龛。西壁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左右亦各塑有一身菩萨。主尊释迦牟尼佛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体态丰满，面容慈祥。在佛陀的身后，左右分立阿难、迦叶两大弟子，前者恭敬虔诚，脸带稚气，后者肋骨毕现，一派苦行僧的模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龛外侍立的菩萨的服饰上，绘有非常漂亮的连珠狮子纹，这是典型的萨珊波斯（今伊朗）的纹样，可见隋代的佛教造像，也吸收了某些外来文明的因素。
在壁画题材上，乘象入胎、夜半逾城及须达拿太子等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在隋代逐渐减少，而经变故事画开始丰富起来，如《文殊变》《普贤变》《药师变》《弥勒经变》等，特别是维摩诘经变开始大量创作，成为引人瞩目的新内容。在420窟西壁龛外两侧的上方，就绘有文殊菩萨前往探视称病的维摩诘居士的故事。窟顶四披，则绘制了《法华经变》，风格细密而精致。
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又数次征伐辽东，终于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抗。大业十三年（617年），一个地方军官李轨在武威起兵，自称凉王，控制了河西地区。李唐王朝在长安立足之后，利用粟特胡人安氏的势力，平灭李轨政权，把河西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唐初的敦煌局势并不稳定，几经变乱，直到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局势才最终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年），敦煌正式定名为沙州。
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可以看到，武德末、贞观初，河西地区州县萧条，百姓凋敝，帑藏空虚。敦煌以西、以北地区都是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而以南则是吐谷浑的地盘。当时，唐王朝特意关闭了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的玄奘就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的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