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储之困与太宗晚年政局。
在唐太宗晚年，最困扰他的是接班人的问题。长孙皇后为太宗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李承乾，虽有轻微的足疾，但已位居皇太子多年。第四子魏王李泰，好文学，深得太宗的宠爱，他还组织文人学士编写了唐代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括地志》，直到今天，此书仍是我们研究唐初地理的重要资料。第九子晋王李治，生性软弱，太宗不是很中意他。
受到父亲恩宠的李泰开始积极活动，希望能取代太子的地位。感受到威胁的承乾则力图自保。此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与勋贵子弟各有附托，结为朋党，这使太宗非常忧虑，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他的心头。历史会不会重演？
就在魏徵去世三个月之后，承乾被人告发谋反，被太宗废掉太子之位，宰相侯君集等也因此被杀。至此，太宗只能在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之间选择一人继立为皇太子。那么，究竟选哪一个呢？由于当朝宰相同时也是长孙皇后哥哥的长孙无忌的坚持，最终唐太宗选择了晋王李治。
太宗选择李治为太子，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李泰与承乾争位已久，如果李泰做了皇帝，承乾的性命一定难保，甚至晋王李治也可能性命不保。晋王则素来仁弱，如果他即位，则两位哥哥都可能保全。第二，如果立了魏王李泰，会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坏的榜样，即藩王可通过阴谋夺取皇位。第三，长孙无忌是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而李泰的背后则是一些出身普通地主阶层的文人大臣如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人，如果立了李泰，他们必然会与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发生冲突，这是唐太宗所不愿看到的。
太子的废立问题，让唐太宗身心俱疲。将一个他并不十分满意的晋王立为皇太子，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英雄暮年，着实令人有些伤感。在李治被立为皇太子之后，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权力就更大了，与魏徵时常犯颜直谏不同，长孙无忌对太宗一味阿谀奉承，曲意逢迎，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太宗的骄傲情绪，也使得贞观之初那种群臣争相进谏、太宗虚心采纳的政治风气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由于唐太宗认为李治懦弱无能，便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解决边疆问题。于是，在贞观末年，对外战争就频繁起来：贞观十八年（644年）平灭焉耆；十九年（645年），出征高丽；二十年（646年），灭薛延陀；二十一到二十二年（647—648年），在东北，唐军又两度泛海进攻高丽；在西北，击败龟兹，并移置安西都护府于此；在西南，又发十三州兵攻打“松外诸蛮”。这些战争加重了百姓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开始引起百姓的不满。
更严重的是，唐太宗亲征高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隋炀帝的命运。然而，唐太宗毕竟不是隋炀帝，他会及时改弦更张，直面自己的错误。据史料记载，当时朝中许多人都反对太宗亲征辽东，但没有人能够说服太宗，等到他失败而归时，他才无限感慨地说：“要是魏徵还活着，他一定不会让我去征讨高丽的，我也就不会落得这样的失败。”于是，魏徵的墓碑被重新竖立起来，而魏徵之子与公主的婚姻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在魏徵去世六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在翠微宫驾崩，时年五十二岁。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这样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尽管有这样一个不那么辉煌的尾巴，贞观时代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年代。开元时期的史学家吴兢就称赞说：“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这个评价，几乎高到无以复加。唐太宗是否承受得起如此的赞美，我们在此不予置评，但比肩尧舜，则的确是唐太宗最高的人生理想，也是魏徵的殷殷期望。
“贞观之风，到今歌咏。”的确，贞观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树立了极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