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环境宽松的贞观之治。
在通过宫廷政变夺取皇位之后，唐太宗面临着治理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天下的问题。那么，他究竟可以依靠哪些人才来帮助他呢？
我们知道，与北周、隋朝的皇室一样，李唐家族同样来自北魏时期的武川镇军人集团。在宇文泰推行关陇本位政策之后，他们也都成为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随着隋代以来天下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仅仅依靠关陇集团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了，因此，来自山东和江南的人才逐步进入朝廷之中。
唐太宗即位之初，朝廷里存在着三种人：
第一种是唐高祖时的重臣，如四位宰相中，裴寂、宇文士及出身于关陇贵族，萧瑀为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出身于江南士族，而封德彝则是山东士族。这些人思想保守，无法解决隋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山东问题，致使武德年间山东地区的叛乱一波接着一波。在李世民登基之后，这部分人很快远离了权力中枢。
第二种是李世民为秦王时的僚属，其中既有关陇集团出身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谋士，又有山东豪杰，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骁将，他们多年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并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李世民依靠的主要力量，不过，他们虽为乱世英雄，却并不真正了解当时社会的真正需求，无法解决唐王朝面临的转型问题。
第三种是在隋末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些中下层士人，如魏徵、王珪、戴胄、杜正伦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宗国
第三种人有一些共同点：其一，他们大多出身比较寒微，也都比较年轻，在贞观之初一般都不到五十岁；其二，他们经历过隋末动乱和唐初的政治斗争，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与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了解；其三，通晓经史，注重经世致用，特别注意吸取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其四，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敢于评说时政，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
虽然唐太宗即位后，继续重用关陇贵族作为皇权的依靠，但与此同时，也大力提拔了魏徵等主要来自山东的士人，来帮助他制定大政方针。正是这两部分人才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其中魏徵的作用尤为重要。
魏徵像
魏徵，是除了唐太宗之外，开创“贞观之治”局面的另一位主角。他是河北巨鹿人，早年曾出家为道士，在《隋唐演义》中，他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奇人。但真实的魏徵却是另一个形象，虽然其貌不扬，没有小说中那么神奇，那么高深莫测，但他极具胆识，且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首《述怀》诗中，魏徵这样写道：“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然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其不凡志向可见一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他曾先后追随过瓦岗军的李密与河北的窦建德，与所谓的“山东豪杰”关系密切。
随着窦建德被李世民平定，天下安定，魏徵来到首都长安，被太子李建成收归帐下，官拜太子洗马。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太子一边。然而，形势突变，在玄武门之变中，太子被杀，魏徵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幸好李世民爱惜人才，不计前嫌，并对他委以重任。
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徵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贞观时期的朝廷决策中，他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用贞观时期另一位名臣王珪的说法，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形象地反映了魏徵对自己正色当朝的要求，以及对唐太宗致太平的高度期许。那么，在太宗眼里，魏徵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后世的人们谈起“贞观之治”，往往会想起那位被史家称道的名相房玄龄，然而在唐太宗看来，房玄龄的功勋似乎主要是在创业时期，魏徵才是贞观之治的首功之臣。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三月，太宗曾特别指出：“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可见，对于魏徵的特殊贡献，唐太宗是了然于胸、始终念念不忘的。“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正是唐太宗与以魏徵为代表的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
何谓“贞观之治”？简言之，就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治世。政治清平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文化初步繁荣，国力日益强大。其特点，一是君臣孜孜论政的政治文化，二是将民本思想落在实处。
《贞观政要》书影
贞观之治的出现，首先得益于贞观君臣对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一个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四十年就土崩瓦解，这是唐初君臣亲眼目睹的事实，对此，他们不能不心怀戒惧。特别是唐太宗，他非常注意从隋王朝的覆灭中总结教训，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君臣们常常聚会，在一起讨论统治方针与政策，这成为贞观一朝的标志性景观，其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一书中。
在这部书中，吴兢分门别类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多次讨论，其中，太宗即位仅两个月之后的一次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贞观时代的基本政治路线。在当时的朝廷中，关于用何种政策来治理百姓，出现了“王道”“霸道”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宰相封德彝等人认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不古，因此，对百姓必须实行高压，对四夷各族当以武力慑服。封德彝所代表的，实际上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那种崇尚武力与强权的悠久传统。
对于这种主张，魏徵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为太宗分析了大乱之后天下思定、人心思治的政治形势，解除了太宗对于大乱之后能否迅速致太平的疑虑，他特别劝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坚定了太宗以德化民的信心。后来的情形基本上是按照魏徵的预期发展的，在太宗施行仁政的决策下，到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就出现了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的雏形得以显现。多年以后，太宗还不时回想起这次讨论，认为魏徵的建议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使国家完成了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型。
在贞观君臣论治过程中，他们讨论了皇权的来源和君民的关系问题，清醒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反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无疑是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的翻版和具体化。太宗自己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君之道，必须首先安养百姓，如果为了一己之私去损害百姓的利益，就像是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也就死了。”这表明，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在皇权本身的运用，特别是君臣关系上，贞观君臣也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他们重新提出了《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的原则，强调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皇权的范围和行事准则进行某些限制和界定。总的说来，贞观年间的君臣关系比较和谐，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太宗一方面特别强调君臣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求百官坚守直道，敢于负责，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在一次上奏中，魏徵特别要求唐太宗说：“但愿您使我成为良臣，而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太宗非常奇怪，赶忙询问“忠臣”与“良臣”的区别。魏徵回答说：“所谓忠臣，就是敢于进谏，但却被皇帝诛杀，这样不仅使皇帝陷入不义，昭著恶名，又使得国家与自己的小家都走向毁灭，唯独自己享有勇于进谏的好名声。至于良臣，则是皇帝勇于纳谏，君臣都享有美名，使得子子孙孙都享有荣华富贵。”太宗听后非常感动，厚赏了魏徵。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魏徵的勇于进谏和太宗的乐于纳谏，才使二者各自享有“良臣”与“明君”的不朽盛名，从隋末战乱中走出来的唐王朝也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在太宗倡导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风气。在宫内，贤德的长孙皇后就曾多次向太宗进谏，纠正太宗的一些她认为不妥的言行。在外朝，除了魏徵之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甚至那位在隋炀帝时以阿谀顺旨、溜须拍马闻名的封德彝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可见一时风气之盛。
贞观君臣论治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他们也将这些思想落实在朝廷具体的政策之中，例如轻徭薄赋，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奖励人口增殖等。在贞观初年，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度非常严峻，不过由于大量荒地的存在，农民都能占有土地，在唐太宗的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贞观中期，虽然经济仍然未达到隋代的水平，但社会秩序迅速安定，全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