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信佛教与重振儒学。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通过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汉、魏、两晋和南朝宋、齐之间，政权的不断“禅代”，让“忠”的观念最终失去了道德的约束。
《释迦出山图》
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了八十二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六十四人。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价值观遭到了挑战。梁武帝登台之初，社会就处在这样一个动荡和混乱的环境之中。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两万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三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增加了近两倍，人数猛增到八万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
梁武帝的时候，已经是北魏后期，正是北方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梁武帝认为，北方统治者崇尚佛教，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吸引了很多信众。南方要是打压佛教，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难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僧尼的增多导致佛寺大量涌现，南齐时在建康修建的栖霞精舍，即今天的南京栖霞寺，是当时的佛教重地，不仅成为佛教三论宗祖庭，还雕刻有能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媲美的石窟千佛岩。
栖霞寺，始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年）。
千佛岩的开凿与皇帝的崇佛密不可分，这也导致沙门僧侣地位不断攀升，高僧频频出入朝廷，已是家常便饭。梁武帝立国之后，当时很有名望的智藏和尚在皇宫来去自由，这引起了群臣的不安。
为了维护皇宫正常秩序，群臣向梁武帝提议，要对智藏和尚进行约束，严禁其登上皇帝座位。智藏和尚听说此事后，勃然入宫，傲然坐上皇帝宝座，在对梁武帝表示抗议后拂袖而去。
高僧对皇帝的态度，势必影响到追随他们的广大信徒对皇帝的态度，长期发展下去，必定会不利于梁朝政权的稳定。
治国之术，权衡为重。然而，当时的这些问题，却让梁武帝无从权衡，这让他心急如焚。梁武帝十分清楚，一旦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梁朝的命运也将和短命的前朝一样转瞬即逝。他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它们的华丽，而是因为它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造的。
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三十六院，里面供养着一千多名僧人。
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一座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点缀着花果，有五百尼姑，不时讲诵。
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的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的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他又一次开了历史先河，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一时之间，全国信佛之人激增。
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南朝梁变为佛国，他的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
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建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了数百名学生。
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
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魏晋《拜谒图》。图中两人躬身手执写有姓名和官职的名刺，一人持剑，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社会觐见拜会的场面。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梁武帝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制礼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制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制礼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制礼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制礼班子从礼仪典籍里查找，从礼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十一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军、宾、嘉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
南朝的“五礼之学”，主要是为吉、凶、军、宾、嘉五种礼做仪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和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具体的仪式及一些规则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简单地说，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宾礼是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所遵行的一些礼仪，嘉礼就是婚姻喜庆这方面的礼仪。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建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
《菩萨戒》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上常常讲的三聚净戒。所谓“三聚净戒”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要遵守戒律，第二个要做善事，第三个就是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它们都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