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名士。
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他们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像
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景元二年（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氏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嵇康这一口号等于是明确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决裂。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周公是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在嵇康看来，都是不对的。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所宣扬的东西挑战：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的意图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
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这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
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他只能忠于一个政权，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安徽石弓山。
他的溘然离世让整个士人阶层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
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
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竹林时期的玄学名士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树立了不向淫威低头的典范，所以嵇康人格魅力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与后来那些假名士，那种假放达、真纵欲的人完全不一样，后者不是心里有痛苦，而是完全麻醉了。
最典型者是西晋末期八个旷达不羁之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内，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一日，其中一个人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守门者不让他进，他便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中探出头来，狂吠不止。
然而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早已时过境迁，这些名士的狂放早已没有了竹林七贤的精神和境界，只是徒具皮毛的东施效颦而已。
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西晋后期，这些情况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变成第一要务，导致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
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于是形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
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但如果以前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