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和清谈。
仔细看来，画像石拓片《竹林七贤》上除了七贤以外，还多了一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
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荣启期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都是原来中原地区传统的儒学和礼教，非常崇尚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
士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世卿家族中有了不世袭的家臣，这是最初的士的来源之一。随着春秋时期卿大夫势力的崛起与壮大，养士之风大盛。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可任中下级官吏。
士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们或纵横捭阖，游说诸侯；或授徒立说，影响后世；或避实就虚，出奇制胜；或舍生取义，刺杀独夫。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士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士开始成为独立的知识群体，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士大夫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批评时政。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清议之风。
孔融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坏纲纪，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
建安十三年（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
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
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
出身上等世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禀性的同异离合问题，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最后，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就转身急急忙忙跑了。
此时，司马氏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轹王室。尽管如此，“性直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
据《晋书》记载，嵇康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便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
《於越先贤像传赞》中的嵇康
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抡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鹘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
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提高。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断定，当时的名士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高度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作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嵇康认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这个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