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决策的夷陵之战。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一月，曹操病逝，时年六十六岁。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黄初，国号魏，史称曹魏。
魏文帝曹丕像
第二年（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
一年之后，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
上尊号碑，又名劝进碑，为臣下恳请曹丕即位的奏书石刻。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刚刚登上帝位三个月的刘备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讨伐孙吴的战争。
一般人认为刘备伐吴是为了替关羽报仇。对于关羽的死，刘备不为之动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刘备此时已六十二岁，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只是因为一时愤怒而率兵东征的说法，不能使人信服。更何况刘备大举东征时离关羽之死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因此不能说是愤兵。
蜀先主刘备像
愤而为关羽报仇，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要重新夺回荆州，恢复《隆中对》设计的从关中和荆州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态势。
刘备不顾一些人的劝阻，率兵讨伐孙吴的态度是坚决的。诸葛亮是什么态度呢？
史书对诸葛亮是赞成还是反对伐吴夺回荆州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东征孙吴对于蜀汉来说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面前，蜀国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作为蜀国主要决策者之一的诸葛亮不表示自己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
诸葛亮是赞成刘备东征孙吴的。因为他还没意识到《隆中对》战略方针本身存在的缺陷，不会因为初次受挫而放弃对《隆中对》战略方针的贯彻。在刘备集团内部，反对伐吴的人，史书都给予了明确记载。如果诸葛亮也反对伐吴，史家一定会大书特书，然而在史籍中却只字未提。在伐吴战争失败后，诸葛亮说：“法孝直（法正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显然是在感慨，在伐东吴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重要人物进行有效劝阻。
急于夺回荆州，重新配置进攻中原的双钳，是诸葛亮与刘备的共同心态，这种共同心态，决定了他们在伐吴问题上的共同态度。
一个是蜀汉帝国的君主，一个是蜀汉帝国的丞相。两个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如此，其他人的阻拦劝谏能起多大作用呢？
然而，刘备、诸葛亮在下决心夺回荆州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孙吴方面力保荆州不失的决心。
对于孙权来说，处在上游的刘备既是盟友，也是悬在头上的一柄利剑。没有荆州，孙吴西部虽有门户，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里。
孙吴所在的江东地区，北有强大的曹魏，向北发展几乎没有空间。只有向西发展，占领荆州，才有可能全据长江天险，北拒曹魏。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
从经济上看，江东地区除江浙一带以外，其他地方尚未开发，经济十分落后。荆州土地肥沃，士民殷富，有了它，就可以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蜀汉对荆州是志在必夺，孙吴对荆州则势在必保。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亲率八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穿过三峡，杀向东吴。因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
战争开始，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避其锐气，主动退却。
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换取主动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孙吴军退出三峡，行至今鄂西北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夷陵地区后，便停止了退却，坚壁防守。
两军在夷陵对峙了半年以后，蜀军疲敝，斗志大衰。这时孙吴军趁机反攻，对蜀军营寨发动了火攻，同时令水军逆流攻击蜀军水军。刘备败退，收集残兵北上马鞍山，围绕自己的指挥所，依山部署兵力。吴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数万人战死。刘备利用夜色突围，在秭归又遭重创，最后退至白帝城。
孙吴捍卫荆州占有权的充分准备和坚决态度，使蜀汉大军在夷陵之战中惨遭失败，七八万主力军队丧失殆尽。
陆逊像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因病重在永安宫去世。临死前他把儿子以及蜀汉政权的前途一并托付给了他非常倚重的诸葛亮。
身负重托的诸葛亮为了蜀汉的前途，为了统一大业，对夷陵之战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蜀汉终于放弃了跨有荆益的战略，以承认孙吴对荆州的全部占有换取了两家新的联盟。
鼎有三足，三分而立。然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它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
白帝庙外景
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
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
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
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各自在追求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昌盛的道路上不懈地努力。这种努力是汹涌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局面。
汉末地方割据形势图（1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