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卖官。
黄巾大起义及其引发的暴动骚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明码标价。相当于今天总理级别的三公，标价一千万；相当于部长的九卿，标价五百万。读书人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东汉“摇钱树”，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
古代的志节之士，视金钱如粪土，瞧不起那些有“铜臭味”的财奴。“铜臭”这个词，就出现在汉灵帝卖官鬻爵的时代。崔烈是当时的北方名士，学问没得说，口碑也很好。他花了五百万，当上了司徒。司徒是三公之一，是汉代最高级别的官职。崔司徒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有一天，他向儿子崔钧打听人们的评价，崔公子说：“过去人们对您评价很高，都说您要是不当三公就可惜了；现在您当上了司徒，人们却很失望。”崔司徒追问原由，崔钧只得直言：“大家厌恶您身上的铜臭味。”崔司徒既羞且怒，操起手杖打跑了儿子。铜臭味道不得世人好评，大汉天子却乐此不疲。在任命崔烈为司徒的朝会仪式上，汉灵帝颇为可惜地对身旁的侍从说：“实在是太不合算了，这个官位应该值一千万啊！”灵帝的可惜是有例可循的：乱世枭雄曹操的父亲曹嵩，正是花了一千万，才买来一个太尉的职务。崔烈后来为国捐躯，没有辜负名士的名声。名士报效国家，尚需花钱买路，那些庸碌贪腐之徒就更不用说了。卖官鬻爵的钱财源源不断输入西园，灵帝在西园修了一座“万金堂”，颇有“招财进宝”的意味。中国向来有“王者藏于天下”的古训，大汉天子却忙着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他已经利令智昏，抛弃了天下。
通过卖官的方式来筹集军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这样的事例并非始于汉灵帝。西汉武帝时，连年征伐四夷，国库空虚，也被迫采取了“入谷射官”的手段，也属于卖官的性质。所不同的是，武帝卖的是闲职散职等不重要的官职，灵帝则无限扩大化，负责管理国家职能的职位也可以卖，君臣之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我们不赞成把卖官鬻爵全部归结于汉灵帝个人的贪婪。从史书记载来看，汉灵帝大规模卖官鬻爵出现在黄巾起义之后，显然，黄巾起义加重了东汉帝国的财政负担，灵帝卖官鬻爵既有个人贪婪的原因，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只是，靠钱买来职位的官员，一心只会想着把买官花出去的钱从百姓身上捞回来，怎么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这样的皇帝，又怎么能约束他的官员们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斩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他们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皇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中常侍赵忠在故里邺城有一处住宅，豪华程度堪比王侯宫殿，明显逾制。皇甫嵩进军途经邺城，随即向朝廷报告此事，要求没收充公。另一位中常侍张让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被皇甫将军断然拒绝了。两名宦官气急败坏，后来在灵帝面前进谗言，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把他的食邑从八千户降到二千户。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