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举事。
就在“大贤良师”张角为百姓念咒治病的时候，汉灵帝刘宏也没闲着。这一天，他草草结束了早朝，早早回到后宫，玩起了驴车游戏。刘宏十二岁登基，如今已有十个年头。这位在朝堂政务方面缺少悟性的年轻皇帝，在生活娱乐方面倒是颇有创意。汉代人通常用马拉车，灵帝则酷爱驴车。上行下效，一时间驴价飞涨，洛阳驴贵。他在驾驭国家方面没什么本事，但是驾驭驴车却是得心应手。小小驴车在他的操控下，时而疾驰如风，时而周旋如规，宫女们的娇嗔和宦官们的谀赞，让他得意不已，把天下、国家、臣民全都抛在了脑后。
灵帝最不该抛在脑后的，是司徒杨赐的奏章。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人。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官职，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这封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的太平道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臧知非
张角能够利用宗教手段，即用道团组织农民，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生活无依靠，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他们在宗教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活支持。从这点上说，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以及张道陵，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都具有时代特点。陈胜、吴广之后，经历了近四百年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了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形式，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光和六年（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歌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太平道发动起义的战斗口号，也是他们起义前的舆论准备。“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新生的太平道理想社会。“甲子”，是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为农历甲子年。实际上，“苍天已死”的口号并不是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才发明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地发现了一块墓砖，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字：“仓天乃死”。“仓天”，也就是“苍天”。“苍天乃死”，与张角太平道宣扬的“苍天已死”口号如出一辙。这块墓砖有明确的纪年——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比张角起事早了十几年。这说明，早在张角起事之前，下层百姓中间就普遍弥漫着绝望和仇恨的情绪，这也是太平道迅速发展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一旦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马元义是太平道大方的首领，也是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他组织荆州、扬州等偏远地区的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184年三月初五。这一年正是农历甲子年。
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平元年（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一千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
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腹地，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沉寂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声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劭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
《曹全碑》。遒劲、优美的隶书，历来被视为中国书法的瑰宝。碑文记载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及生平，其中提到黄巾起义的相关情景。
据“曹全碑”记载，中平元年三月，曹全出任凉州酒泉郡禄福县的县长，正赶上黄巾起义爆发，“妖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人怀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隐隐杀气，破石而出。出土于山东东平县的“张迁碑”同样记载了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黄巾初起，烧平城市。”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从地域上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围大，当时东汉一共有十四个州部，其中至少八个州部出现了暴动；一是出现了南阳、颍川、汝南、钜鹿等几个重要集结区域，对京师洛阳形成合围态势。起义的时间虽然提前了，但是相对于东汉政府来说仍然有主动性。因此，战事初起，黄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攻城略地，势头很猛，给东汉王朝的地方机构带来重创。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率所有的京畿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巾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
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皇甫嵩、朱儁、卢植等又都是久历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势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随着战事的发展，官军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南方战场，颍川、汝南、南阳等地的黄巾军相继战败。在北方战场，冀州黄巾军与官军浴血奋战。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公将军”张梁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皇甫嵩的统领下加入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展开决战，张梁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健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宗教强化了农民战争的动员能力，包括思想的号召力，这是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它虽然没能推翻东汉政权，但是使这个老迈腐朽的封建王朝遭受重创，奄奄一息。第一，东汉政府的统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宦官与士大夫群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更加黑暗。第二，黄巾军开启了一个持续动荡的时代。在边疆，汉族豪强与羌人、乌桓、鲜卑势力联合，边陲再无宁日。在中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军疲于奔命。第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逐渐由帝国秩序的维护者演变为东汉王朝的掘墓人。后来开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曹操、刘备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曾参与过镇压黄巾起义。
2004年，湖南长沙市东牌楼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