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的政治遗言。
今天陕西的周至县，汉代写作“盩厔”，是汉代离宫——五柞宫所在地。五柞宫据说因宫中有五棵遮天蔽日的大柞树而得名。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虽然已经进入仲春，但周至依然一片肃杀，五柞宫的气氛更是凝重。刚刚行幸于此的汉武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在病榻上，下诏立少子即八岁的弗陵为太子，拜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辅佐少主。
仅隔一日，武帝撒手人寰。
这位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一代雄主，一生纵情挥洒他的豪情、他的雄心，在建立了伟大功业的同时，也在其身后留下一个庞大的烂摊子。大批朝臣因卷入巫蛊之祸，或处死，或被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长年用兵四边，大兴土木，使国家财政枯竭，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各地暴乱不断。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七面棱形斛，上面书写的文字，据考证正是武帝给太子弗陵的遗诏。“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道出了武帝对生命终将逝去的无奈。“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武帝的谆谆教诲，充盈着他对幼子的殷殷期待，也流露出他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将偌大的王朝、严峻的局面交付给八岁的少子和几位外姓辅政大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汉王朝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武帝去世的第二天，太子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由于昭帝年龄尚幼，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主持，史称“政事壹决于光”。此后二十年，霍光牢牢把持朝政，两次废立皇帝，可称之为“霍光时代”。
汉画像石上的戴武冠侍卫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将军霍光
霍光，字子孟，为霍去病同父异母弟。他十多岁随霍去病入宫，任郎官。由于性格沉稳，处事谨慎、周详，二十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深得武帝信任，出则奉车，入则随侍左右。巫蛊之祸后，霍光并没有因为是卫氏的亲戚受牵连，反而成为武帝心目中可“任大重，可属社稷”的首选。武帝病重前，曾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这实际上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少子为帝，以霍光辅政。
霍光能够顺利掌控政局，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势力很弱。田千秋原本只是一个在高祖庙任职、禄秩几百石的小郎官。巫蛊事件后，他因上书为卫太子讼冤，正合武帝心意，一下子被提拔为中二千石的九卿，数月后又擢为丞相。这在汉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史载“千秋无他材能术学”，才能平庸，加上他在朝廷素无根基，自然不能与深处枢机二十余年的霍光分庭抗礼。
自战国以来，“丞相”（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称谓不同，事权则一）一直是百官之首，无“大司马”官。元狩四年（前119年），因卫青在反击匈奴战中取得大捷，武帝始以卫青为大司马，冠大将军号。当时大司马位虽高，却不负责管理政务，没有官署属僚。武帝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意味着这一职务开始超越丞相成为权力中枢，政府行政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汉后期，这一职位多任外戚，成为外戚专权的凭借。
忠诚显然是武帝选择辅政大臣的首要条件。然而，辅佐少主、主理天下，仅有忠诚显然是不够的。是否有控制朝政大局的能力，是否能够按照武帝所期望的方式治理天下，对于武帝和汉王朝来说同样重要。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武帝晚年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历史事实是：霍光主政的二十年，虽然朝廷内部斗争激烈，跌宕起伏，但是，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却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稳定发展，为“宣帝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昭帝即位最初的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言更强化了他的这一思想。
谏大夫是所谓的言官，专门负责为皇帝建言献策，虽然职位不高，但地位重要，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始元四年（前83年），杜延年任谏大夫。他痛感武帝时期过于奢侈，连年用兵，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多次劝霍光修文帝之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悦）民意”，并建议霍光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从霍光此后的举措来看，杜延年的建言显然对霍光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昭帝下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各一人。
贤良、文学是汉代察举的两个科目。贤良指德行贤良，文学指通晓经义。举贤良始于汉文帝，举文学的开始时间不详。昭帝此次诏举文学是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武帝以前所举贤良不局限于治儒学者，还包括一些修习法家等百家之学的人，武帝“罢黜百家”后，所举均为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