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讨

夏文化探讨。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经浮选发现了谷、稻、麦、豆等粮食作物。特别是发现炭化小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夏代遗址第一次出土小麦实物，它的发现再次使人们对夏代农业有了新的认识。

夏人主要活动地域是土壤肥沃、四季分明的伊洛河平原和晋南地区，从遗址出土的动植物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气候偏暖，水量充沛，适宜农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使夏人总结出一套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后被司马迁称为《夏小正》。与殷历和周历相比，夏历更方便于农事。

尽管当时的农业工具主要承袭以前的石、骨、蚌和木制工具，器类主要有铲、刀、镰等，但就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来说，据《夏小正》言，正月“农纬厥耒”，三月“祈麦实”，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

此外，二里头文化遗址还经常出土渔猎工具如鱼叉、网坠等，并伴随出土有牛、羊、猪、狗、鹿等动物遗骸，说明当时的人们还从事渔猎活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

关于车舆的发明，在文献中最主要的说法是夏代，《世本》和《吕氏春秋》都说夏代的“奚仲作车”，目前虽然没有见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舆实物，但却见到了车辙痕迹，可见那时已经的确有了车。

关于青铜器的铸造，《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所铸之鼎“三（四）足而方”，用之“祭于昆吾之虚”。《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越绝书》云：“夏人以铜为兵。”这些记载说明夏人铸造铜器之说已经流行于东周时期。

二里头文化乳钉纹爵

二里头陶器上的刻符

考古学研究证明，新砦期遗址即发现可能为铜流的铜器残片，此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内出有坩锅、铜渣、浇铸面等重要遗物，目前已经发现的铜器种类达十余种，计有鼎、爵、斝、盉、觚、戈、镞、钺之类的兵器以及其他青铜器，特别是铜爵需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据电子探针测定其成分为含铜92%至98%，锡1%至7%，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同时代发展水平最高的青铜时代文化，已经跨进了青铜时代。

夏代有没有文字呢？先秦文献征引的《夏书》《夏训》《夏小正》应当有对夏人典册的保存，在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址中，目前，在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例陶器上的刻符，在王城岗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刻符，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和器具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分别释为“矢”“井”“皿”“丰”“来”等象形字。专家们的解释尽管见仁见智，但是，有的刻符十分接近于甲骨文的造型，不排除属于原始文字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王巍

我们现在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证据，当然，我们也有期待。因为，商代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它绝不会是初始的阶段，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期待有夏代文字的出土。

从考古学上探讨夏文化虽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以上述三处遗址为例，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可分为四期，其中一期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只是接近夏代中晚期的年代，三期以后已经进入商代的年代范围，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学术界目前尚未得出定论。

新砦遗址目前仅揭露出大型祭祀遗迹，尚未发掘出宫殿基址和高规格墓葬，如论定为夏都尚有不少的工作要做。王城岗遗址，仅发掘出大城的城圈，城内的重要建筑尚未发现，而且小城面积如此之小，性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如欲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必须做更多的田野工作。

总而言之，尽管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是，要彻底揭开夏文化和夏王朝的神秘面纱，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