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与山东龙山文化命运相似的还有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的太湖周围地区。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年之间,良渚文化的陶器,普遍使用先进的快轮制造,有些非常精致,带有刻划纹和镂空纹饰。石器磨制精良,有耜、犁、耨、镰等成套的农具,有多种多样的竹编器和已知最早的丝绸。良渚文化墓葬表现的玉器种类繁复,造型优美,雕琢精细,大多经过极细心的打磨抛光,呈现玻璃样的光泽。浮雕的纹饰纤细如发,其中,饕餮纹开启了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先河,令人叹为观止。
良渚文化的中心性遗址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江苏昆山赵陵山、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等。
2006—2007年,通过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发现了良渚文化古城,其平面大致呈正南北方向,大体围绕莫角山和反山分布,总面积约二百九十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内外两侧都有壕沟。
城内的反山遗址为一东西长九十米、南北宽三十米的人工堆筑土墩,总面积约两千七百平方米。1986年在土墩西部进行发掘,清理出良渚墓葬十一座,墓中发现棺床和朱漆木棺痕迹,出土精美玉器一千一百余件(组)。其中包括被称为“玉琮王”的玉琮、被称为“玉钺王”的玉钺以及玉冠状饰等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
神人兽面纹玉钺,浙江余杭反山出土。
瑶山祭坛
莫角山遗址为一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上有三个高土墩,分别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目前在大莫角山西南、乌龟山东侧和小莫角山南侧都发现有夯土基址,其总面积不少于三万平方米。有些夯基上有成排的柱洞,并发现了大量土坯和大型的方木料。有的地方夯基厚近一米,可能是大型建筑的基址。
良渚文化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同时代最大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它的出现标志着良渚文化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地兼祭坛是良渚文化的特色之一。其中,良渚遗址群东北端的瑶山祭坛最为典型。这处祭坛整体规模宏大,其中心部位为一红土台,外围一圈灰色土,灰土外围再筑一周铺有砾石的黄土台,台西、北两侧保留有石坎。祭坛上发现南北两列排列整齐的十二座墓葬,墓葬中出土各类器物两千六百多件,其中仅玉器即多达两千五百多件。
良渚文化的墓葬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大致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包括反山、瑶山墓地中的大墓。这些大墓均建在祭坛与墓地合一的人工土台上,墓圹长3米以上,宽1.5米以上,随葬品以玉礼器为主,数量多,琮、璧、冠形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璜、牌形饰均有,品种齐全,多真玉,刻画的人兽纹最为写实,形态变化多端,显示出这些墓的特殊地位。第二级以寺墩、福泉山、草鞋山、赵陵山、张陵山等墓地的大墓为代表。也多建在祭坛与墓地合一的人工土台上,随葬品以玉礼器为主,数量较多,但除均有琮、璧外,其他种类或有或无,精美程度差,假玉比例大。第三级分布较广,高台式和平地式墓地中都有,有少量琮、璧等玉礼器随葬。第四级墓数量最多,高台式和平地式墓地中都有发现,多随葬日常生活用的陶器和工具等,无玉礼器。此外,赵陵山遗址人工土台外的墓葬,被有些学者认定为殉葬墓。
高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良渚社会上层集团的形成。这些墓葬多占据规模大、形制完备的祭坛,随葬最精美的玉礼器,说明上层集团拥有崇高的宗教权威,集团的首领很可能也是宗教领袖,对一定地区有宗教上的控制权。高等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钺、石钺显示,这些高级宗教人员同时具备世俗权威,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也控制着其宗教势力范围内的军事、行政权力。
良渚文化玉钺
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玉器上面,发现有不少形体复杂的刻画符号,个别陶器上还有成串的符号。据研究,不少符号与大汶口文化的符号相同,很可能是原始的文字。在一件良渚文化陶壶腹部,有几个连续的符号,专家们普遍认为,它们不再是刻画符号而是真正的记录语言用的文字。
奇怪的是,良渚文化这样一个等级分明、分工精细、组织严密、在文明化道路上前进颇快的社会,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突然崩溃了。继之而来的马桥文化全无昔日良渚文化的风采,此后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呈现出衰落之势,这一现象,史书上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从而成了千古之谜。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最终导致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是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整个良渚文化。直到最近几年,来自上海广富林遗址的新发现,打开了另外一条思路。在所谓广富林文化遗存中,存在大量与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相似的文化因素,莫非它们是中原人大举南下的遗留?或许正是中原势力的渗透,加速了良渚文化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