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按照我们现代的说法，考生只代圣贤立言，不许个人独立思考，这是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精英变蠢。
这说法看似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细想，就会发现这结论是不成立的。
你让自己的精英变蠢了，你的敌人的精英可没变蠢啊。国家到了危难时刻，谁来组织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运转？谁来组织百姓？谁来调兵遣将？
哪怕是太平盛世，不打仗，朝廷总要收税的吧，如何在朝廷和百姓之间维持这财富平衡，也是需要地方官员做具体操作的，要是古代地方官员都像连续剧里那样又蠢又坏，那老百姓早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帝王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必然是求贤若渴，所以他的人才选拔机制，怎么反而会是把精英挑出来然后有意变蠢的呢？
事实上八股文也没有让中国精英变蠢，从民间盛传的江南四大才子，到思想家王阳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到给大清续命的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哪个不是八股文科举制挑选出来的，他们变蠢了吗？
雍正登基后的首次科举，求贤若渴的雍正亲自给考生掌灯
02
八股文不仅不是愚民政策，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是一种最好的、衡量考生人文素质的工具。
八股文对文章的形式感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就是对对子。
到民国的时候，1932年，科举考试都取消很多年了。
清华大学招生，语文试题是陈寅恪先生编制的，只有两道，一道是作文题，一道就是联对。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下联对“胡适之”也对，对“祖冲之”也对。
为什么呢？
对仗工整：胡、祖对孙，三字皆为名词、姓氏；胡对孙，还有胡孙之意，祖对孙，也有祖孙之意，互为呼应，含义双重双关。适、冲、行，皆为动词；者、之，皆为代词/虚词。
平仄方面，三字联，只要最后一字平仄相对即可。
词意方面，都是人名。
所以，“胡适之”和“祖冲之”在对仗工整、仄律、含义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最佳。
只有一位学生答出了“胡适之”，这个人就是周祖谟，之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家。
你看，短短三个字，考的是你全面的人文知识素质。形式约束得越严格，越能看出水平的差距。
如果周祖谟不是博古通今，不是智商高群，不是头脑灵活，是答不出陈寅恪出的对子的。
你看到的是对子，其实背后是极其深厚的人文素质。
再想另外一点，五言绝句，20个字，写一首诗，约束你的创造力了吗？古往今来有多少首优秀的五言绝句？是不是有足够的创造力空间？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水平高低？
八股文，句子总比五言绝句长，创造力的空间总比五言绝句要大吧？拿它来当考试工具，谁是状元，谁是探花，上下几名之间，可能有出入。但是看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不是达到了及格线，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工具的。
《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 VS 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人称对王之王的对穿肠
举个现实的例子你就更好明白了，就比如你在单位组织一个演讲比赛，那肯定是题目限定，时长限定。
这些约束，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发挥，而是让评委更容易一眼看出，参赛者演讲水平的高低。
03
但可能你就会问了，八股文选出的人是日后当父母官的，选的是治国安邦的政治人才，你人文素质好，就代表能当官了吗？
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和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不是完全相关，但也不是完全无关。
爱读书、会考试、对文字敏感的人，整体而言，比那些文字能力不行的人，在能力、智力各方面都会更高一些，心理素质也更强一些。在概率上，这个结论肯定是成立的。
苏秦悬梁刺股，终成六国宰相
还有，能读书的人不见得能干事，这一点还真轮不到我们替古人操心。我们祖先早就知道这些典故，赵括会读兵书，但是长平一战葬送40万士兵。
这样的典故，古人比我们熟。知识和能力，言辞和行动之间不能划等号，古人肯定懂。
那个时代的一个官员，动不动就牵涉到无数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有一个词叫“灭门的知县”，为国家挑选官员，这个政治责任太重了，容不得随便尝试。
所以，咱们不能光看八股文。八股文，只是人才选拔的第一块敲门砖，它不是人才任用制度本身。
通过八股文选出来的人才，要经过历练才能真正肩负重任的。
和现在的公务员重视基层历练一样。中国古代也特别重视官员从底层开始，一层层地历练，逐步积累政治经验，最后才能出任重要的核心政治职位。
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讲过“宰相必起于州部”。在明清两代，你就是科举考试考了个状元，要想当行政主官，也得从知县干起，从七品官干起。
所以，哪怕你过了八股文这一关，你也只是个九品芝麻官，而不是一步登天，就可以干宰相了。
04
我们今天指责八股文的时候，就像指责一个钢琴老师：“你怎么只挑手指长的来当学生呢？这不是耽误很多音乐家么？”
但没办法，钢琴老师在孩子中选，他除了这个，还能看出什么呢？
反而像美国这样，只当过参议员，或者只做过商人，完全没有行政经验，也可以当总统。你要是问中国古人怎么看？他会觉得这太拿政治当儿戏了。
八股考试从来就不是只挑选会做文章无病呻吟的人做官。
历史上，一些特别会写文章的文人在政治并不出众，李白、杜甫有才吧，苏轼、柳宗元有才吧，但他们并没有得到重用。
这点在古代比比皆是，那些才华横溢的文人经常发牢骚郁郁不得志。
杜甫在《天末怀李白》里说“文章憎命达”，说明有文才的人当不了大官，那是很平常的事。
而苏轼的弟弟苏澈，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官职宰相，比起文才，苏澈比不上他大哥，但比起行政能力，苏澈可是真正的人才。
所以，会写文章的文人，朝廷也并不一定用你，你是人才，但并不是治国之才。
咱们中国人花了几千年时间演化出来的一项制度，它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也绝不会像看起来那样漏洞百出。它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千锤百炼了上千年的、最不坏的选择。
扪心自问，如果不设科举制，不启用八股文，在古代的各种条件限制下，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拔人才的工具吗？
从来就没有什么愚民政策，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