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官场会形成独特的酒文化?在正式制度禁止、频繁严打, 许多官员自己也不情愿的情况下, 官场酒风为何还具有生命力?基于2011-2015年作者在全国多地进行的观察和访谈, 本研究认为, 当前中国地方治理存在金字塔科层结构的信息不足、治理任务非制度化、组织激励不足三个困境, 而饮酒行为发挥了构建信任、提供激励的作用, 部分缓解了以上困境, 提升了治理绩效。换言之, 官场酒桌一定程度上不是破坏了制度系统, 恰恰是应制度环境本身需要而产生的。它通过嵌入治理过程弥补了正式制度的不足, 并因此具有生命力。近年来, 反“四风”遏制了官场酒风, 大幅降低了相关费用, 提升了工作效率。不过, 根治官场酒风还需要通过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构建补偿和激励制度以改善整体治理环境。
一、现象与问题
酒文化是中国官场的独特现象, 1“能喝”在某种程度上是党政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这显然不是好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官场酒风一直是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运作和基层治理的顽疾, 造成了许多负面后果, 例如违规使用公款、损害政府形象、降低工作效率等, 甚至还会造成人员伤亡。20世纪90年代起, 各级政府就开始大力整治官场酒风, 但总是难以杜绝。因此, 本文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官场会形成独特的酒文化?在正式制度禁止、频繁严打, 甚至许多官员自己也不情愿的情况下, 为什么官场酒风还具有生命力?
本文通过一项经验研究来回答以上问题。酒文化盛行中国社会各领域, 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做如下限定:第一, 酒桌上的所有人都具有官员身份, 有非官员参与者的酒局不在讨论范围内。2第二, 不同层级、不同系统 (党政机关/国企) 官员饮酒行为的特征和驱动机制有一定差别。本文聚焦于县域党政机关, 这是当前官场酒风最受关注的领域, 具有大量饮用高度酒的鲜明特征。第三, 仅指因公务产生的酒局, 这也是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的对象, 不包括官员私人聚会性质的酒局。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有两类。第一类是笔者于2011-2015年在全国十几个省份的观察和访谈;3第二类是笔者于2014-2015年在北京与各地干部的访谈。后文引用时, 第一类材料编号为W, 第二类材料编号为D。在第一类材料中, 作者观察的酒局总计57次, 东部地区19次, 中部地区20次, 西部地区18次。有言论被记录者63人, 其中县 (市、区) 委书记9人, 副县级干部31人, 科级干部23人。在第二类材料中, 单独访谈13人, 座谈会11次, 有言论被记录者36人。分析材料时作者发现, 东、中、西部官员在饮酒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后文引用访谈材料中的观点都至少被不同地域3名以上受访者提及, 而非某位受访者的独有观点或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