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选官制度下的戏精
接前文所言，“二十四孝”人物的出场其实跟社会的推崇点息息相关。
在上古的以“德”为先的“推选”阶段过后，夏禹父子建立了家天下，随之带来的是各个阶层的世袭，至春秋之前普通民众上升的几乎被锁死。
春秋松动了社会基础，而战国持续混乱的升级导致对人才的需求激增，从而出现了“士”这一阶层，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智囊级人物，不少都有过当“门客”的经历。战国时期没有“二十四孝”人物绝非偶然，诸如吴起、范雎之类的士人都有过道德上的瑕疵，但当时都是顾不上这些的。
何况当时儒家虽然也是显说，但只是列国装点门面的表面文章，离深入人心还差得远，而法家向来只强调手段和刑罚，管住人即可。
而秦汉开创的大一统消灭了“士”阶层存在的社会基础，唯有“习得文与武，售与帝王家”一条上升途径可取。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当官呢？
数据上看，从两汉（含三国时代）和魏晋是孝子辈出的高峰，这其实与当时的社会选官制度息息相关。
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高帝求贤诏》
刘邦看着朝堂上出生义军的草头班子们摇了摇头，转而要求各地推荐“称明德者”（有美德和美名者）入朝为官，不得推辞。后来演变出一个名为“孝弟力田”的制度，即将孝悌和耕田出众的两类人选任为官，到汉武帝时终于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察举制”。
▲曹操也是孝廉出仕
“察举制”主要分为孝廉、茂才、贤良、方正和文学科等科目，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选官制度。孝廉科是基础和海选，而茂才科更注重被举荐者的能力，贤良等则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上升途径。
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以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为举荐对象，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之所以被后世当做举人的雅称，是因为二者的身份都意味着当官的资格。两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但事实上，孝顺肉眼可见，但廉洁与否就要等当了官才知道了。且不管是孝廉还是贤良，缺乏正规的考核机制而依靠人为推荐的话，在投机分子眼中都满是空子。
第一是裙带关系。举荐人才的权力掌握在王侯到各级官吏的手中。这种政出多门的“官人法”很容易沦为官吏们拉山头的“养士”之举。
▲三国袁绍所言之“吾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靠荐举权打造的派系。
第二是标准主观。以德为先的官吏选任标准是没错，但这个“孝”和“德”都是一个主观化的问题，很难成为量化的标准。
科举的发展虽然缺乏对品性的考察，但密封制度发明后某种程度还是保障了一定的公平性，一如今天的高考。
第三是社会导向。两汉的沽名钓誉可谓蔚然成风，推崇孝道的社会风气不小心就会变成各路戏精的舞台。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西汉民谣
▲西汉不是比孝廉，更像是比惨
比如西汉的赵宣，在父母去世后他足足守了20年，地方上争相传颂他的孝道。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了陈蕃那里，陈蕃感其孝德而接见了他，但寒暄之间，知道赵宣的5个孩子都是在他服孝的时候生的，这不禁使陈蕃勃然大怒，一查原来这厮在墓边另造一地下室瞒天过海。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道德经》
老子说的非常透特，并非要对贤人的不尊敬，而是不要去有意识创导某种东西。但既然察举制度则给人画了一个入朝为官的大饼，也可以为在位官员带来巨大的名望和好处，那就无怪乎这些人争先恐后了。
就这样，两汉和魏晋占据了“二十四孝”一多半的名额，一方面是察举制度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社会都刻意而为之的表现，以至于贤人不少，王莽这样的伪君子也不在少数。
▲二十四孝之涌泉跃鲤
两汉及魏晋的孝子中不乏出仕者，比如王翔、江革等，社会充满着对他们的称颂，哪怕名声再好，究竟如何也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察举制度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马太效应”，当举荐贤良的功能弱化之后，势必为成为一小部分人固定上升渠道，那就是世家大族。曹丕为谋求世家大族对于篡位的合作制定的“九品官人法”，则彻底将用人权垄断与新生的士族阀门之下。
▲二十四孝之尝粪忧心
因此到了阶层严重固化的南朝，就只剩下一个“尝粪忧心”的庚黔娄了，而且是士族门阀的代表，我们姑且认为他是发自本心的孝顺吧。而这个时期平民孝子的严重缺位也体现大众的观点：再出色的演技也不能“演而优则仕”了。
再往后科举成为了主流，演技派也都被看透了，也不需要这些无谓的表演了，该孝顺的回家孝顺，最多挂个有名无实的牌坊，不孝的也最多遭受些谴责，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真正的演员--“卧冰求鲤”故事新编
将眼光切到最最有名的“卧冰求鲤”，说来这样的违背物理常识的蠢事居然有人干，甚至有人专门负责记录还载于正史。
但在笔者眼中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
听说隔壁那个小伙子要去“卧冰求鲤”，我觉得肯定是有病，不然怎么可能嘛。
然后这人又回来了，还带着一尾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吃惊之余笔者追问来历，对方开心地告诉我，我刚刚躺下，这冰就自己化开了，这鱼是自己蹦上来的，想必是有神灵庇佑吧。
我又不甘心地追问，冰化开了您没直接掉窟窿里去啊？对方尴尬的笑了笑，还好我反应快。于是我笑了笑，好吧，你说的都对。
▲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鲤
我想，这人家里穷到连把破冰的锄头都没有，想必也不至于请人现场验证，当时也没有可供自拍的手机，姑且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于是再后来，“卧冰求鲤”的事迹就广为流传了，郡守听说治下有这么孝顺的人，那肯定是我教化有方，于是将他推荐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并向京城打报告。
再后来，这个人就成了“廉孝”，可以当官了。皇帝的征召都下来了，我这位傻乎乎的邻居竟然以奉养老母为名不接受。这个傻孩子哟，难道他不会将母亲一起带去享福吗？什么，是母亲不同意？要是我能养出这么个出息的儿子，肯定不能让他这么不顾前途地待在家里。
总之，这事就这么耽误了二十年，邻居小伙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因为历任郡守的三顾茅庐和皇帝的屡次征召而名声更显，直至老母亲去世，他才不情不愿地接受征召。
小伙子已经成了中年男人，此时出仕起点不光低还很晚，但是这些都没关系，他短短十多年就从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这位就是名利双收的西晋王翔。
“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顷之，拜司空。”--《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
▲不小心哭成了司空
原来是这么升上去的，看来当朝的司马氏并不是什么奸臣，还知道推崇忠于“昏君”的老臣，可能是曹髦的不对吧。可是，为啥他还要接受呢？再怎么说君王不是等同父母吗？
作为邻居的我则眼镜碎了一地，原来还可以这么玩，早知道我也可以位列三公啊。
数据分析：原来只是一本宣传册
这部跨越年代，来源广泛的人物合集是中华传统孝道的代表人物，这里笔者结合正史做一个数据分析。
1.时代背景
元朝人编写的资料，几乎全部来自有点远的古代（相对成书年份而言），其中上古1人，春秋6人，两汉9人，魏晋4人，南北朝1人和唐朝各1人，北宋2人。
除去上古远不可考的因素，人数上大抵前多后少，这跟笔者对于察举制度对社会导向的影响分析相符，也跟顾颉刚先生说过的某句话不谋而合。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
2.人物出生
其中孔门弟子3人，分别是大名鼎鼎的子路、曾参和闵损，天子代表2人（汉文帝和帝舜），道家代表2人（老莱子和吴猛），诸侯一人（郯子），平民8人，其余均为世家子弟或者官场人士。
既有儒门高人的以身作则，也有皇帝的身体力行，来自士农工商学官贵和皇帝等各个阶层的代表也都有，某种程度体现了现象的普遍性和道德理念的深入人心，同时也暗合宣传工作的要素--大合唱的话，自然一个都不能少。
3.真实度
“二十四孝”的人物和事迹载于史册的人物，或缥缈于传说，或言之凿凿，或有怪力乱神之语，从求真的角度而言，大多数事迹都值得推敲。
见于正史者居多，比如蔡顺、陆绩和庚黔娄等，甚至王翔和姜诗的神话色彩故事也包含在内，传说中的有帝舜和老莱子，神话色彩浓厚的有董永（仙女下嫁一个月的那位）、郭巨（载于《搜神记》）、丁兰（仅见于二十四孝的孤例）。当然也有前后矛盾者，比如郯子一说他家贫母病，后又说是郯国国君，孔子之师。
在元代之前并没有过一部专门整理的孝子文献，而“二十四孝”的故事组成和来源来看，并不像一本精心制作和严密考证的专注，拼凑和牵强十分明显，体现出一种刻意为之的做作和虚伪。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南宋.朱熹
孔子一定不会认同这句话，但结合南宋理学蓬勃发展之后的社会价值观认同来看，《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集》当定性为是一部理学思想主导下宣传“正能量”的画册兼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