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奸劫弑臣》———扒一扒真实的君臣关系
韩非在《奸劫弑臣》一篇中详细深入地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君臣关系。撇开了一切表面文章和道德说教，韩非从人们最根本的欲求、最本色的思维还原了平时不便明说的君臣关系。有趣的是，韩非虽是君权主义者，对待君臣关系却抱着一颗平常心。君臣关系的实质用今天的话就是“谁能给我好处，我就给谁办事。”这样的道理很朴素，也很好理解，千百年来虽然不一定能上得台面，但一直在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到了商品经济的今天，已经成为职场人士的自觉行为，办事之前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想到好处。相比于儒家对这一现象的刻意无视和强力粉饰，韩非坦然承认并以此作为君主掌权的基础。奸劫弑臣，作为君主的敌人，正是通过“好处”，让别人给自己的办事，从而实现篡权夺位的目的。
奸劫弑臣是指奸邪之臣、主之臣、弑君之臣。这是夺权的大臣在时间和逻辑上呈现出来的三种形态。先是奸邪之臣，其后是擅主之臣，最后是弑君之臣，完成这三次蚕变之后，大臣就实现了从普通的臣工到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转变。夺权必从奸邪开始，那么让我们看看奸邪之臣是怎么炼成的。
一名优秀的奸邪之臣必然是吹牛拍马的高手，吹牛拍马的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奸邪之臣的前途。最初，臣下势单力薄、根本不具备与君主进行正面交锋的实力，所以必须借力。那么借谁之力呢？同党之力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君主之力。要借君主之力，就必须先赢得君主的信任，要赢得君主的信任，就要与君主站在一条战壕里，至少让君主感觉是这样。因此奸邪之臣必然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支持者与大力宣传者，凡是君主的赞成的，都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凡是君主反对的，都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做到这一步，才是奸邪之臣走完的第一步，下面的一步才是真正需要花功夫的地方。如果只是被动的跟随君主，还远远无法赢得君的宠信，因为一起竞争的人必然很多。要想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臣下还需要主动去迎合君主想表达还没有表达或者不便表达的想法。揣摩上意也是一门学问，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高超的悟性，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历史上虽然不少奸臣误国，但细究这些奸臣的行事，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具有常人所没有才能。做贤臣有竞争，其实做奸臣同样有竞争，只不过竞争的手段不一样罢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奸邪之臣的虽然是目标是赢得君主的欢心，但并不就等于只盯着君主食色性的生理要求做文章，专干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否则就仅仅是小人还达不到奸邪之臣的水平。主的兴趣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食色性也的需求，也可能有建功立业的志愿。一个优秀的奸臣，同时也应该是君主建功立业的助手，如果不通政务、不懂治国，在奸邪的道路上也无法长久。历史上的那些头号奸臣，对国家的贡献虽以破坏为主，但也有能干的一面。李林甫精通政务、卢枇才干卓越、秦桧擅长于外交等等。
奸邪之臣应该全方位地为君主服务，想君主之所想，及君主之所及，一路坚定不移的跟随君主走下去，总有一天会获得君主的信任，被认定为“自己人”。我们注意到，在韩非的语境中，是没有信任这个词的，取而代之的是“参验”。韩非认为人性本恶，趋利避害，绝对的信任将产生绝对的欺骗。事实证明，韩非的论述不无道理，奸臣正是利用信任所具有的惯性谋求私利。
在《说难》篇里，我们已经详细描述了信任所具有的惯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说难》只提供了一种游说的策略，与道德无关，他既可以被法术之士用来赢得君主的好感，也可以被奸邪之臣用来骗取君主的信任。奸邪之臣通过初期的种种良好表现获得君主的好感和信任之后，君主会认为他可靠，便对他以后的言论和作为丧失警惕性，信任就会成为奸邪之臣的护身符。周泽XX，奸臣便会露出本来面目，疯狂培植自己的势力，阻断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联系。而此时，君主按照以往的经验断定奸邪之臣可靠，不再对其言行进行参验。“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奸邪之臣的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地实现了从奸邪之臣到擅主之臣的转变。
擅主之臣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做到在不征得君主同意的情况下行驶君主的某些职责，也就是打着君主的旗号谋自己的福利。人的本性趋利避害，君主制臣的手段无外乎赏罚二字。赏罚树立了价值取向，群臣的行为必然随之而转，他们总是尽力去争取奖赏，尽力去躲避惩罚。至于方式是不是合乎法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才能给个人带来好处。社会学认为如果社会出现问题。正确的情况是，君主以法治亲自行驶赏罚，所有的赏罚都是法度的产物，都来源于君主。
可是擅主之臣出现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擅主之臣取代君主成为赏罚的决定者，擅主之臣的个人喜好取代法度成为赏罚的标准。于是凡能增进擅主之臣利益的事情就能得到赏罚，凡事会妨害擅主之臣利益的事情就会收到惩罚，遁这这条线索就不难发现凡是出现擅主之臣的朝廷总是非常反常。
臣下竭忠尽智为君主办事，结果身心受到伤害，家庭遭到破坏。这是擅主之臣搞得鬼，他们的算盘算精得很，对手的死党就是我的死敌，所以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臣下不顾君主、抛开原则、主动向擅主之臣靠拢，以财货讨擅主之臣的欢心，以实际行动向擅主之臣效忠，得到的结果是身尊家富。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很容易传染，大臣们在趋利避害心理的指引下相应地调整行为方式。于是奉公守法的人越来越少、废法行私越来越多。群臣都与擅主之臣站在同一个战壕，为君主办事的人越来越少，当擅主之臣的实力对君主形成压倒性优势，擅主之臣就会露出狰狞的面孔成为弑君之臣。
群臣根据利害调整行为方式自古而然，将来也是这样，不但在古代的朝堂如此，在现代的公司也是如此。那些试图以道德说教改变人们“谁给我好处我就跟谁混”的想法的尝试终究会归于荒谬和好笑。
你可以让绝大多数人在很短时间内不讲利益，或者让少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不讲利益，但是无法让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不讲利益。明朝初期，朱元璋因对旧时期官吏有刻骨铭心的憎恨，为明朝官员制定了极其苛刻的管理制度，而且将官员的俸禄压得很低，只能够满足全家的基本生活开支，连像样的生活都过不上。以七品县令为例，一年的俸禄是90石米。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只能让全家免于饥寒，可是一个县令的精力是有限的，仅凭一人之力无法处理一个县里的事务，身边必需有帮手，比如师爷、马夫、差人、奴仆等等，而这些人国家不管皇粮，县令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果再加上官场内的迎来送往、礼尚往来，做县令根本就是一个赔本生意。朱元璋的初衷是国家的官员必需同时是道德上的楷模，他们能用坚强的爱国忠君的信仰经受一切物质上的诱惑，固守着清贫的日子，将满腔热忱献给君主。然而牛皮终会吹破，弓弦终会拉断，后来的明朝皇帝对政务的兴趣日渐下降，纲纪日渐松弛，群臣在法律的空子中巧立名目增加个人收入，搞得官场乌黑一片。朱元璋不近人情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没有敌过人们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特如此，利益不但重新确立了在官场中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且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明朝中后期吏治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新高。
赏罚是行为的风向标。英明的君主承认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因势利导，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成就自己的功名。道德不可靠，人不可靠，那么什么可靠呢？赏罚可靠，参验可靠。赏罚和参验要从头到尾坚持不屑，不因臣下前一百次实事求是就放弃第一百零一次的考察；赏罚要全面有效，不因主观上的喜欢而不罚，也不主观上的讨厌而不赏。君主应消灭一切侥幸心理，在大臣的头脑中形成如下两条观念，1）荣华富贵可求，2）要求荣华富贵必需尽力竭智为君主办事，弄奸耍滑必然没有好果子吃。当这种观念普及开来形成一种气场，君主不用道德说教就能让群臣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利害和赏罚的就是最好的步道士，胜过千言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