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八奸——八不可靠
深藏闺中的绝色美女会引来少年的竞相追求，生杀予夺的伟大权力总遭到臣下的觊觎；包围在美女周围的是无所不在的殷勤、笼罩在在君主周围的是形形色色的诱惑；殷勤背后可能是温柔的陷阱，诱惑背后是险恶的用心。对于美女和君主来说，得之道与常人略有不同。常人设定目标去争取，他们设定目标后有选择的放弃。这两种过程说不上哪个更难哪个更易，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查找信息不易，有互联网的时代排除信息不易。真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是有还无，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君王总在葫芦中。君不见那至高无上的君主，其实生活在险恶的丛林之中，阴谋无所不在，机关层层算尽，炮弹包裹着糖衣，口蜜隐藏着腹剑。这是不见硝烟的战场，这是无需宣战的战争，这是没有规则的比赛，赢者拥有一切，输者一无所有。《八奸》一篇中，韩非提出了包围在君主身边的八类表面上最为亲近，实则极不可靠的角色。这八奸依次为：
1） 同床——妻妾不可靠。
同床就是和君主一起睡觉的人，为君主带来感官享受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一般多由在体貌、性格、气质、才艺等方面突出的女性来担任，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男性。由于与君主的接触最亲密，亲密到体肤无间，而且能给君主带来最大的快乐，因此同床对君主的影响最大。另一方面，同床属于君主的私生活范畴，不在法度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很容易成为滋生邪恶与阴谋的温床。同床趁着与君主最亲密的时机，利用君主极欲求欢的心理，用女性特有的手段向提出条件。在肉体炮弹面前，君主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半会同意，这样“枕边风”就发生了效力。既然“枕边风”能影响君主的决策，所以一些别有用心的臣就会走同床的门路，通过财货与君主同床之人交好关系，再利用同床左右君主的意志。这个过程中，同床是财货的奴隶，君主是同床的奴隶，唯一的主人是那些别有用心的臣下。君主在不知不觉中为臣所制。
战国中期，纵横家张仪代表秦国出使楚国，目的是拆散楚齐之间的联盟并削弱楚国。张仪用重金买通了楚国朝中当红大臣靳尚，靳尚又是楚怀王额宠姬郑袖是一伙的，而楚怀王偏偏耳根子软，最听郑袖的话。这样张仪就打通了一条能有左右楚怀王的通道，因此张仪可以连番有恃无恐地用最低级骗术讹诈楚怀王。楚怀王受辱之后准备杀掉张仪，但郑袖的枕边风一吹来，就没了主张，最后张仪圆满的完成了外交使命，而楚怀王却将楚国的霸业葬送。
2） 在旁：——侍臣不可靠。
在旁的影响力仅次于同床。在旁是指君主身边的侍从人员以及用来开心解闷的优伶。在旁与同床的功能都是为君主带来快乐，提高君主的生活品质。取悦君主是其专长。他们虽然不识大体，但却擅长揣摩君主意思；他们不知法度、但明白财货的好处。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君主身上，总是顺着君主的意思做一切能让君主感到快乐的事情，民间话叫会来事。但凡人都有受之以李，报之以桃的想法。君主从在旁那里得到快乐，也愿意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这就给了他们可趁之机。于是外廷的一些大臣用财货结交在旁之人，少则可以通风报信，多则可以直接影响君主的意志，君主不知不觉中就中了臣下的圈套。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历史上是一名颇令人惋惜的君主，他的英明与昏暗同属重量级。初期李存勖勇猛善战、纵横沙场，不但完成了先辈的意愿，而且广开疆土，后唐也因而成为全中国最强大的势力。此时李存勖认为天下将定，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压过建功立业的雄心，戏剧成了他的第一职业，君主反倒成了第二职业，不特如此，演戏的优伶也由于李存勖的宠爱，身价陡涨，开始插手政治。李存勖不但不加制止，而且鼓励有加，他让戏子们做官，代表自己侦刺官员和民情。这些戏子毫无原则、目光短浅、唯利是图、但却营财有方，谋权有术。文武大臣得罪戏子的必然要吃苦果，投靠他们才能升官发财保平安，于是纷纷投靠，当然来的也都不是什么好鸟。李存勖不辨真伪，但凡优伶所荐照单全收。李存勖因听信戏子之言用人失当，处置失宜，最终酿成大祸，后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成为韩非教导中的一个反面案例。
3） 父兄：———亲人、心腹不可靠。
父兄包括君主的叔伯、兄弟等人，也包括心腹大臣。父兄是君主在同床、在旁之外的第三层交往圈子，由带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或者被君主视作心腹的大臣组成。表面上看，他们与君主是君臣关系，实际上又带有亲情和友情的成分。他们对君主的影响力不容小视。这种工作关系之外的关系为某些臣下提供机会，他们的手段与拉拢同床与在旁之人如出一辙，先对父兄进行公关，再通过父兄对君主的影响力简洁的实现可不告人的目的。比如，吕不韦在将异人打造成王位继承人的过程中，通过秦昭王的弟弟阳泉君成功地对秦国上层施加了影响。从后期的历史来看，父兄之的不可靠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叔叔、兄弟由于同是祖先一脉相承的后代，因此既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君位继承人。中国的君位传承制度又含糊不清，立长虽被普遍认可，但立长之外还有立贤与立爱。不同的标准极容易在君主家族里引起纷争，于是个人援引符合个人利益的说法为依据为继承权勾心斗角，叔叔、兄弟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君位竞争者。为了皇位、隋炀帝杨广杀死了哥哥杨勇、唐太宗李世民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宋太宗赵光义烛影斧声中做掉了哥哥赵匡胤，明成祖朱棣挥军指向侄儿朱允文，明英宗朱祁镇对弟弟朱祁钰发动夺门。
4） 养殃——个人嗜好不可靠。
俗话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越是偏僻的嗜好越好。这句话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满足君主的个人爱好，可以获得法外利益。这之间是一种对等的、非法的交换。既然是个人爱好，总是无法在法度的框架之内获得满足。有的君主喜欢走马斗狗、有的喜欢游山玩水、有的喜欢琴棋书画，也有极少无变态的君主喜欢看暴力表演。这些不良嗜好总不能变成法律条文吧，所以要想满足嗜好，君主就需要在法度之外搞活动。无孔不入的大臣紧紧抓住君主的心理，通过不法手段满足君主的不良嗜好。君主好走马斗狗，臣下就花重金求良驹猛犬，不惜动用国家财库，侵民扰民更不在话下了。要是君主喜欢美色，臣下就会主动扮演起皮条客的角色，帮君主物色。如果君主变态喜欢施虐，臣下也会忙不迭的供应施虐对象，并在一旁出主意想点子。明朝宣德年间宫内流行斗蛐蛐，州府官员为了取悦君主便逼迫老百姓搜捕蛐蛐，使得不少家庭因小小的蛐蛐被逼得家破人亡。宋徽宗喜欢奇草、怪石、臣下就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网络花石纲，结果一群好汉被逼上梁山。这些事情一般来说需要法外操作，因此无法进行监控，臣下必然会趁机饱私囊，多取少报，这是其一。臣下用非法手段满足了君主见不得阳光的想法，君主也须进行奖赏。奖赏自然也要在法外行使，这是其二。这么一来二去臣下可就赚大了，君主以身作则地胡作非为必然会带起一股不良风气。从此臣下不再奉公守法、勤于公事，都纷纷去琢磨如何满足君主的不良嗜好。长此以往朝纲为之紊乱，人心为之涣散。
5） 民萌———舆论不可靠。
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政治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借助现代可以提供的技术保障，舆论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以至于有的学者将舆论称之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忽视舆论的力量。现在的舆论不但可靠而且很可怕。但在韩非的理论框架里，舆论一直处于理性的审视之下。韩非深知形成舆论的那个群体，智力低下，感情激动、偏听偏信，一旦受到刺激就会采取过激的行动，一点小恩小惠就能丧失辨别能力，因此很容易沦落为一些用心不良的臣下欺骗或要挟君主的工具。韩非思想中，君主是理性主义的忠实践行者，他的任法，使术，奖罚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运行。群众可不这样，他们理性很少，情绪偏激，辨别能力差。君主如果唯群众是从，就无法合理合情的任法，使术，进行奖罚，反而会被臣下蒙蔽或操纵。在舆论的欢呼声、那些田常子们、王莽们逐渐长成、逐渐获得君主的信任、逐渐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直到最后他们成功地将整个国家窃取到自己手中。
6） 流行———美言不可靠。
流行不是流行歌曲，是指花言巧语。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一种臣下欺骗君主的方式。当时中国文明区域内有许多诸侯国，诸侯国之间互动比较深入，人才交流比较频繁，士人多周游列国以求出头，情况非常像现在的市场经济。作为君主，如果孤陋寡闻，既不了解臣下的心理，也不了解国际形势，脑子里空空如也，就将成为一个绝佳的被骗对象。臣下从国外雇来舌辩之士，为什么不从本国内找呢？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舌辩之士用花言巧语向君主大灌迷魂药，君主的脑子里信息有限，无法对舌辩之士的言辞进行对比和辨析，看不透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很容易被引诱上道，从而被臣下掌控在手。战国中期张仪利用楚怀王的贪婪和愚蠢连续进行了两次华丽的欺骗。
7） 威强———群众不可靠。
现代这样讲，恐怕要犯众怒。我要说明的是，现代群众之所以如此英明和强大，是由于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受到过共产主义理论的教育。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依靠亿万群众的支持才取得成功。群众不但是力量的源泉，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如果还有神的话，那么群众就是当之无愧的真神，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可在韩非思想中，群众一直被置于理智的审视之下，这也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造成的。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是一个识大体的君主，他的法术孕育于天理与人情之中，他的威势扎根于最广大的群众之中，他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一致。群众心悦诚服，君主才能号令天下，无往而不利。可是，有时候群众也会受到个别野心胁家的挟迫、抛弃爱护他们的君主，任凭野心家胡作非为。所以君主需要精心地维护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随时清除可能出现的隔阂。由于这层纽带对君主的意义至关重要，因此会成为臣下进攻的对象。他们的手段是花重金招募打手，采用类似于黑社会的方法对臣民进行欺压。普通民众虽然利益上与君主具有一致性，可是他们大多是循规蹈矩，过安稳日子的人，只要不是逼得太急，他们宁可作出让步。这样臣下通过黑社会式的恐吓实造成了君主与民众之间的隔阂，进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孟尝君专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他手下那帮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门客逼迫老百姓为他卖命，由冯援的焚符买义可知孟尝君相当程度上剥削农户。
8） 四方———大臣不可靠。
作为君主，如果本国实力不强，是最不幸的事情。“弱国无外交”，即便找大国做靠山，也干着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损失自己承担，好处被人抢去。万一不小心惹毛的强国，还得割地赔款，赔礼道歉。强大的邻国给了本国内一些不良分子图谋不轨的机会，他们外结敌国，卖主求荣，甘心情愿为国外主子卖命。奸相秦桧正是金国打入南宋高层的内应。《三国演义》中，曹操在击败袁绍后，有过一次邀买人心的表演，他的做法是把大臣里通袁绍的书信当众烧毁，这从一个反面说明大敌当前，君主无路可退，而大臣却不忘另寻出路。这个道理，赤壁之战前，鲁肃向孙权说得非常明白，如果投降，东吴的大臣仍然有官可做，可保俸禄不失；作为君主的孙权却要一落千丈，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基于这种精明算计，所以大多数大臣建议投降曹操，而将他们的敬爱的君主扔在一旁。
这八不可靠几乎涵盖了君主身边的所有群体，好似十面埋伏，君主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其实无需害怕，方法总比问题多，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君主身边的危险并不是悬崖峭壁，刀山火海——你只能躲避而无法改变,而是田地里的荒草、家里的老鼠——灭则少、不灭则多。况且，这八种不可靠还有可用的一面，不能因噎废食。没有这八类人物，君主也不能称其为君主。妻妾虽有贪图小利、吹枕边风的害处，但她们用女人特有的魅力给君主带来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愉悦，从生物学角度看，还帮君主完成了延续后代的重大任务；父兄虽然会仗着与君主的关系扰乱朝纲，但也得承认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道理。在旁之人虽暗于小利，巧言令色，谄媚惑主，但是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给君主带来了舒适的起居生活；个人嗜好虽有可能劳民伤财，但控制得当能为君主的休闲生活增色不少；舆论虽然不可靠，但也是君主执政的重要参考；美言虽多华而不实，但也不无有用的信息，能开阔视野；群众虽然有时候胆小怕事、漠不关心，但没有群众支撑的君主终究是空中的楼阁；大敌当前，大臣虽有可能里通叛国，但一个英明的君主总能赢得大臣的拥护，无论他是否强大。
人无所谓绝对的可靠，全在于君主如何掌控；人无所谓诚实，全在于君主给不给说谎的机会。同床，在旁、父兄、个人嗜好、舆论、美言、群众、大臣，既可能表现出好的一面，也可能表现出坏的一面。就像自然界的火一样，既有破坏的一面，可以毁掉财物、烧死人畜；也有建设的一面，可以取暖做饭、造福人类；人们根据火的特性，制定了安全用火规范，从而将其驯服。君主对于这八种不可靠的群体也应作如是观，要扬其长、避其短。
韩非提供了两种方略，一是行法术；二是务实。
行法术就是要制定规章制度，使相关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确保其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行动，如果超出范围就要遭受处罚。比如，同床之人的职责就是陪君主睡觉、繁衍子嗣，她们应该关心的是如何取悦君主、如何优生优育，而不应该去过问朝廷政务。君主要明白，宠妃在床上的优秀表现不能作为插手政务的资本，许多英明的皇帝都立下了后宫不能参政的规矩。左右的职责是照顾君主的起居生活，他们应该关心的是如果做出更可口的饭菜，如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干得再好也不能让他们插手政务。父兄也是如此，亲情归亲情、公事归公事，不能因为亲情而坏了公事。个人嗜好仅仅是个人的嗜好，不是大众的嗜好，所以就一定要将其限定在个人生活范围呢，不能动用国家力量来满足个人嗜好，更不能将是否满足君主的个人嗜好作为奖惩的出发点，国家的属于国家，个人的属于个人。君主要确保臣民得到奖赏和处罚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要让臣民明白他们安危荣辱决定于法度、决定于君主，这样臣民就不会被那些打着君主幌子的人所蒙蔽。
君主要想不被蒙蔽，行法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务实，这是韩非思想中实用主义的一种体现。人们唯有靠实际的行动才能改变世界，实际的才是有用的、实际的才是可靠的。臣下认为君主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以敢于去蒙骗君主，一旦君主具有了务实的精神，并掌握了务实的办法，一切谎言都要被揭穿，随之而来的是雷霆般的惩罚。这种气场一旦形成，就再也没有人敢蒙蔽君主。大臣自我炒作的方式无怪乎通过同床、父兄、在旁、外来的和尚、群众的呼声和强大的邻国。对于这种诱人的、感人的、温暖的、火热的、声势震天的、响声如雷的、如春风化雨般的、如水滴石穿般的外来影响，君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还是那句话不要相信广告，要看疗效。
《八奸》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