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南面——我的朝堂我做主。
古代君主在朝堂议事的时候做北向南，韩非用“南面”代指君主备臣、制臣、治臣之术。君主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才能成为朝堂中真正的主人，否则，空有其权，而终为臣下的意见所摆布而渐至无权。当然了，南面的首要前提是朝堂有人，天天眠花卧柳、颠龙倒凤根本谈不上如何行使南面之术，在《三守》篇中，韩非将亲理朝政列入君主被需坚守的原则之一。
与法度的稳定客观相比，人非常善变和难以把握，因此君主的统治基础应该建立在法度之上，而不是一些个人身上。人一个随时随地发生变化的变量，所以需要加以防备，防备的意识本来没有错，错的是采取的方式是用人来备人，更其错误的方式是用相对不信任的人来防备相对信任的人，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以人备人只能越备越难备。人从来都不曾客观，涉及到自身利益，没有几个人能坚守立场。欲望、情绪、潜意识这些因素经常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背人之人客观公正，所背之人全力以赴的现象少之又少。背人之人与所背之人要么结成统一阵线共同蒙骗君主，要么相互较劲，将有限的精力由于无限的内耗之上，而不是做事.。“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
人不可靠，那么什么可靠？当然是法了，法公正严明，客观稳定，伤人但不伤心，打击面广而不惹众怒。君主应该旗帜鲜明的高举法的大旗以约束臣下。臣下势力的恶性膨胀都是采取非法扩张的手段，智慧、才敢、美好的名称，高尚的道德，都可以作为违法法律的凭借。这些迷人的品质违反法律时，君主依然要力挺法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西瓜舍弃芝麻是明智的选择。
臣下蒙蔽君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诱于事 ;另一种是壅于言,
臣下为了立功,好让君主批准自己的方案，故意将复杂的事情说的简单，代价少。君主受到诱惑不加考察，便授权与臣下，这叫诱于事。臣下先前是欺骗了君主才获得授权和做事所需的资源，可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君主即便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难易程度，但总该知道事情交给臣下的事情如果完不成要进行处罚。这个嘛，臣下也有办法。先把君主授予的有限职权和资源运用起来，等事情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再向君主讨要更多的职权和资源，理由就是当初低估了事情的困难。这个时候君主一般会想，不继续投入先前的工作就会全攻尽弃，最后只得给臣下更多的资源和更大职权。臣下通过这种巧妙的算计要来了在事前无法一次性得到的职权和资源，最后事成之后，功劳属于自己，奖赏属于自己。
这样的事情，《战国策》上就发生一起，被我引入了新书《战国那些事儿》（原名《铿锵战国》）中，?，不忘给自己做个广告。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25年，这一年赵国新君（就是伟大的赵武灵王）刚继位。公孙衍（就是历史上张仪的真实对手，此时在魏国为将）为了立功，以保持在魏国的地位，想拉拢齐将田盼一起出兵攻打赵国，对田盼道：“赵国新君（赵武灵王）刚继位，按照国际惯例咱们应该出兵问候一下。你代表齐国出5万兵，我代表魏国出5万兵，一起进攻赵国好不好？” 盼想了半天道：“不好吧，10万兵好像不够吧。”
公孙衍道：“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10万兵是不够，但要多了，咱们的大王也不一定能给。10万兵只是个开始，咱俩先领着去攻赵，一但进入战争状态，咱们的大王能不增兵么？”
于是公孙衍和田盼各引五万大军向赵发起攻击，魏君担心公孙衍兵力不够，只得增兵支援，后来公孙衍果然打了胜仗，也稳固了在魏国的地位。
臣下为了蒙蔽君主不但会把困难的事情说简单，也可能将简单事情说困难。这很好理解。本来一件不难的事情，臣下故意添油加醋增加事情的苦难度，君主不明所以，便授予臣下职权和资源来处理此事。有了牛刀杀鸡还不容易，臣下三下五除二就将事情办妥，然后到君臣那里邀功领赏。由于事情的进展顺利得超出预期，君主自然要重赏臣下，殊不知已经落入臣下从一开始就进行布置的圈套。不但付出了多余的奖赏，还浪费了资源和职权。君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臣下是讨了便宜又卖乖。
臣下对具体事物别有用心的算计，一般的君主很难发现的，因为从常理讲谁也无法事前准确预料做一件事情的投入和产出。臣下正是利用了这种常理常情，将君主忽悠了一把。其实，这种常理常情根本不可靠。提出某一项目的臣下必然是此项目的专业人士。在一个专业人士那里，估算做某件事情的投入和产出，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般都能做到八九不离十。虽然预料的准确率和专业本身特点相关，但不至于差得太多。除非臣下的专业水平不够，或者发生了不可预料的变故，比如天灾人祸。如果是前者，则应该用后面的方法进行惩处，如果是后者，依据前面《大体》篇中的论述，应该得到宽宥。据我在制造业的经验，只要是专业内的项目，我对投入和产出的预计可以做到误差在10%以内。任何一个专业都具有非常强的规律性，将这些规律掌握到位，不难对投入和产出进行估算。
看这篇文字的老板朋友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是不是出现这种现象。反正我经常这样忽悠领导，但为了网友，我把自己出卖了。
继续出卖。
发现问题就是成功的一般，君主明白了问题所在，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只要对赏罚的方式进行一下升级就可以了。不仅要因成功与否进行赏罚，还要对投入与产出成比例进行惩罚。 代价大、收益小，要惩罚；代价小，受益大，也要惩罚。预期与结果不一致，既是事情办成了也要遭受惩罚。付出和收获、预期和效果之间的任何不匹配都可能隐藏猫腻，为了消除这些猫腻，应该对付出和收获、预期和结果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不能听信所谓的常理常情。
以前是对诱于事的解释与防范。以下是壅于言的解释与防范。
壅于言和诱于事一样，巧妙的不留痕迹，披着常理常情的保护皮，一般君主很难觉察，不过都被韩非扒开了。
壅于言同样与诱于事一样是由于君主不进行进一步思考造成的。臣下为了使自己的提出的意见得到君主的认可，在向君主提出之前，先给君主打一剂预防针：凡是议论或者反对这件事的人都没安好心，不是对我的才干怀有嫉妒，就是对君主的判断表示怀疑。这样的伎俩虽然拙劣，但总是能够奏效，因为非常符合君主的心理和潜意识。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乐意相信的，君主也不例外。其实不用韩非教导，君主本能的具有一种优越感，相信自己能力高出于众人；本能地具有一种防范意识，担心臣下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臣下真是利用君主的这种心理，达到了独专君主信任的目的。要破解这种骗术并不难，作为君主，对事物的判断不应该停留在常理常情之上，应该具备一种怀疑精神，凡事多问个为什么？多问一下自己，答案很快就会揭晓，臣下的说法对不？对，但是非常不全面。别人对此事进行议论并不一定就是别有用心，意见之争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可以一巴掌打死。虽然人性趋利避害，但并不意味着总是采取非正当手段趋利避害。明白了这个道理，臣下的障眼法也就失效了。
古代开会与今天开会没有什么两样，出席的诸位对选定的议题各自发表意见。个人因立场、对事物的了解程度、智力水平、表达能力、心态、道德品质不同而形成的意见不同。在意见之争之外还有人事之争，而且通常情况下，两者混在一起很难分辨。然而，正是这些争论和分歧增加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是君主宝贵的财富。由于最后拍板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君主应该对议论和分歧表示欢迎，让言语的交锋、意见的PK来的更猛烈些吧，君主只要做一名热心的听众即可。辩论的过程是一个意见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是一个催生更有力更先进意见的过程，君主开动脑筋不难从诸多意见中或者挑选或组合出最优意见，作为行动的蓝图。这是最聪明的做法。有的君主不然，自以为聪明，没有等大臣们进入状态，就胡乱的对各种事情发表意见。众大臣以一看，君主首先发话了，我们再说什么显得就不好，不说吧又显得冷场，于是只得将自己本来想表达的意思埋在心里，编造出另外一通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附和君主的意思，最后君主听到了尽是溜须拍马的之言，进而更加坚信自己的英明伟大。这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君主穿着自己和大臣联手编制的新装，在人前献丑，但没有人敢于名言，如果有谁敢于做讲实话的“小孩”，也一定会被众人的唾沫淹死。君主过了嘴瘾，虚荣得到极大满足，实则被大臣小视，这样做事不出问题才怪。一个善于开会的君主一定是在回忆上讲最少的话，讲最重要的话的人。
说明一下，这里的会议是讨论会，而不是新闻联播上常见的那种一大堆人坐在一起听主席台上的人念稿件的会议。有时候我非常想不明白，既然是念稿件，为什么不让国家一级播音员来念，或者干脆发文呢？政治家的演说追求的是现场效果，而辩论是一个认识结晶与升华的过程，这两者都是即时的化学反应过程，因而不可代替，这才是开会应该采取的形式和真正的意义所在（个人浅见与本贴无关）。
最后要解决问题是变与不变的问题。变与不变的问题是古往今来一切会议主导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留心一下，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政治群体中都有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马克思的矛盾论、辩证法，黑格尔的大小逻辑，老子的阴阳转化概念，都为这个问题提出了哲学解释。从理论的高度来看，变与不变其实是个伪问题。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有变与不变可言，孤立地谈论变与不变是没有意义的。而即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变与不变也是个衍生出来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人们对何为合理的认识。
“高度决定视野”，“站的高才能忘得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此山中”，君主要忠心耿耿的为自己谋福利，所追求的不是局部的利益，而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所关注的不是某时某刻的人言，而是历史的走向。历史上既有成功的商鞅变法，也有不成功的王安石变法；既有成功的曹随萧规；也有不成功的段氏复辟。既然各种因素的博弈决定了事物的走向，那就让我们抛开变与不变的成见，具体的谈论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