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臣》与《人主》——有一种爱叫掌控
初看题目《爱臣》很容易让人想到儒家的思想——明君贤臣，相亲相爱。其实不是的，在韩非的世界里，君臣之间只是基于利益的相互利用，没有超脱于利益之外的爱。那时候人们写文章有时用开头两个字做文章的题目，可能韩非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题目，依从了当时的习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爱臣》是一篇与情感无关的文字。
韩非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君臣之间的秩序并不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情感维系之上，君臣关系的基础是赤裸裸的实力对比。虽然通过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情感维系等等手段，君主非常容易从大臣那里遭到君主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平空而来的。君臣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有无缘无故的恨。受到君主宠爱的大臣，报答君主的不是竭忠尽智，而是图谋不轨。由君主而得富贵的大臣不想着感恩图报，却想着取而代之。大臣之不能图谋不轨和取而代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实力不济，不得以而为之。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所有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情感维系全部统统撕掉，君主面临的将是大臣赤裸裸的夺权。而大臣之所以能够敢于向君主发起挑战，全是由于君主的掉以轻心、妇人之仁、安逸恶劳或胆小怕事造成。
《爱臣》中有“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人主》中有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在这里韩非一如既往地延续他的逻辑，“洪桐县里没好人”，大臣对君主无所谓忠诚，只是实力不够，就像今天的男人无所谓忠诚，只是受到的引诱不够。如果以更广阔历史空间考察韩非对贵臣、宠臣的品质定位，无疑显得有点偏激，即便是最不可信任的宦官群中也依然有高力士这样衷心耿耿的楷模，大臣中更有诸葛亮这样只手遮天又忠心耿耿的大臣。在“吃人”的历史中确实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能力夺权，但却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尽了做大臣的本分。可韩非说了，良心战胜利益的事情或许有吧，或有没有，谁知道呢？君主的安全总不能依赖于平时看不清，摸不准，靠碰运气才能撞上的良心吧？靠人不如靠自己，靠撞大运不如靠实力，所以君主的安全应该一种稳固的实力对比格局之上。
大臣能够威胁君主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他们的实力，所以君主的安全正是基于控制好大臣的实力，大臣的实力表现在经济的富有，地位的尊贵，权势的威盛，这些都是君主所要防备的。君主只有在实力上对大臣形成了绝对优势，才可以说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同时也是对接班人的负责。君主对臣下的信任，臣下的对君主的感激虽然听起来虽然感人，但权力之争根本不相信眼泪；君主不可能仅凭借显赫的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就能把臣下玩弄于鼓掌之中，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做支撑，到头来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君主最简单、最根本的控制臣下的办法就是限制臣下的实力，除此之外，其余都是不可靠的。韩非的理论道出了后世开国君主心中的秘密。每当新朝建立，君主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战争期间不得已形成的异己势力集团，对待大臣不是杀头就是杯酒释兵权，对待地方势力的威胁，则软硬兼施进行削藩，直至君主对大臣，中央对地方在力量上形成绝对优势。君主的实力一旦小于臣下的实力，君主就失去了驾御臣下的基础，也就是失去了威势。按照实力决定秩序的规则，臣下取代君主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明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君主必须依靠许多大臣才能治理国家，这就需要对大臣进行授权，如果大臣取得成绩，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奖赏，那么如何保证大臣手中的权力是君主所用，所获奖赏对君主无害呢？因为权力只是一种工具，它即可以用来贯彻君主意志，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谋私利。韩非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尽之以法，质之以备”，就是将法作为大臣的行为规范，立足于防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法中有详细规定，一旦超越雷池，面临的将是严惩。大臣的爵位高不要紧，如果职权大就需要注意；大臣的帐下有许多人马没有关系，但他们之间只可以是工作关系，不可以存在工作关系之外的效忠关系；大臣有钱没关系，要看他是不是把钱用在收买人心，修守战之具上；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权力这个敏感的东西，大臣只有临时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力归君主所有。君主并不在乎大臣的爵位很高、穿着装饰跟别人不一样，享受的待遇高等一等，哪怕见了皇帝不磕头也没有关系，这些东西只能够满足有功之臣的虚荣心，但对君主无害。秦王嬴政遇见大军事家尉僚客气的像小学生一样，又是牵马、又是引路，还赐给王服，但对于兵权，秦王就不会这么慷慨了。君主也不担心臣下有钱，相反有时候倒是希望臣下有钱，贪恋于物质享受的臣下对君主是安全的。明白其中奥妙的君主赏赐有功之臣多用爵位和金银，而对于职权的授予则是另外一套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