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主道》——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
作为诸子百家中的后起之秀，韩非子在自己的学说中并没有提出独立的哲学观念，而是采用了拿来主义，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新的弘扬和阐释，所以人们说韩非子的根在老子那里。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没有哲学做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人没有骨头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是基础，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谈不上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学、经济学。在韩非学说的应用层面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和案例，没有这里这几篇文字打下的基础，那些精彩的论断和案例终究只是热闹，要探其门道，非得静下心来进行一番溯本归源不可。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间的法则、万事万物的根源、是非好坏的评判标准；道在时间上比万物都早、在空间上比万物的总和还大；“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的外形介于似现非现之间，无法具体来描述。道在存在上的地位比世间万物高，这本来是老子对世界构成的抽象演绎，到了韩非这里，“道”一下与君主挂起钩来，而群臣百姓自然就对应着就是万物了。君主学习统治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道的过程，君主的精神与道的精神是相通的。道是万物的根源，是非的评判标准，所以君主应该着眼于各项政治事务的根源、掌握是非的判定标准。道有两大特点，一是虚，二是静；虚则可容纳万物，静则可以制动。韩非子还从老子那里学来了有无之间的辩证关系。老子的有无观念与我们的常识正好相反，很能让人耳目一新，细究起来又能自圆其说，这是老子的过人之处。按他的说法，笊篱之所以能捞东西是由于在底部的某些地方是空的；房子之所以适合人类居住，是由于人们在恰当的地方空出了门和窗。这个道理用在君主身上就是：君主行使统治，不是更多更有效地行动；也不是掌握更全面更先进的知识，而是要静观其变，抛弃一切杂念和成见，保持一个虚空（虚空大概是我捏造的词，目的是有别于空虚，空虚是没有精神动力，虚空是没有杂念成见）的心态。心是空的，身是静的，要是我，我准得饿死，所以我还得熙熙攘攘为利来为利往，可是韩非却要求君主这样。如果君主如此，那么万机由谁来理？不要怕，事情自己就会搞定。
君主保持虚空的心态，就能客观地掌握事情的真相，君主不擅自妄动，才能从动中看出行动的准则。“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这是韩非从老子无为思想演绎出来的为主之道，不过听起来非常像玩文字游戏。其实不不然，有实实在在的道理在里面。从人的认知来讲，人人都有成见、立场和价值取向，文人重视名声，商人重视实惠，武人重视义气，对待同一件事物，因所在立场不同，经常会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情况，在一起讨论又会出现“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其实都是在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正确，但又不完全正确，只有拼凑在一起加以有效整合才能得到庐山的真面目。
要实现从不虚到虚，从不静到静，需要付出努力，有所作为。佛教禅宗里的有两个著名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身似菩提树、心如明净台、时时勤拂拭、莫使起尘埃”.虽然前者在文字上显得更高明，但却不如后者更接近真实，因而也不如后者更具可操作性。从认知角度讲，君主应该弱化、淡化对事物的成见，排除成见之后，大脑才能虚空，才有空间去容纳更多的不同意见，才能从各种不同意见中获得事情的本来面目。
“虚则知实之情”，可是至虚的境界在实践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一生下来就要受到习俗、文化和环境的熏陶教育，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好处是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坏处是有时会妨碍我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人人都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都把自己眼中的庐山当成真正的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戴着有色眼睛。虽然如此，通过后天的努力，这些条条框框可以一定程度上被淡化、被弱化。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兼听不是伸出耳朵去听就行，是有比较苛刻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保持观念上的虚空。
除了在观念上保持虚空，在行动上还要守静。这里的静依然是有所指的，不是什么也不干，什么都不干与不存在没有区别.君主守静是指不盲动，不乱动，再具体点就是不要去办理具体的事务，不要干涉政府各部门,各级官员的职能，不要为庞大的政府机器提供原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政治行为的得失优劣。这就是“静则知动者正”，这种说法从原因到结论跨越较大，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只有静才能知动者正？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比较精确的自然科学说起。我们在用温度计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时，测出来的温度其实并不是热水的温度，这是因为温度计自身温度比热水温度低，放入水中后玻璃体从热水中吸收了一部分热量，因此测得的温度比热水原来的温度低。测温的过程也是一个改变温度的过程，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热量相对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杯子很细，又很长，那么这部分热量就很可观了。这个道理对政府行为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上级领导本着了解实情的愿望去基层视察工作，我说得是真正意义上的视察工作，不是指那些混吃混喝的蝗虫官僚，下级得到消息后，一定会有所行动，而且干起来将不遗余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时无所谓，关键时刻一定要真抓实干，基层领导一声令下，基层面貌迅速发生改观，平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很快被巧妙地遮掩起来，混乱不全的账目也及时得到补救，为数不多的优秀典型被安排在了预定的检查路线上，各种负面问题被深深地隐藏。不明就里的领导检察完后，满意而去，其实并没有得到基层的真是境况，基层单位为了迎接检查针对性地进行了反检查行动，就像温度计放进热水里一样，本应该是客观的视查调研却迫使下级单位做了主观上的改变。上级领导从变味的信息中什么也得不到。君主也一样，有时候越是想主动地获得真实情况，就越是得不到真实的情况，越是想有所作为，却越搞得混乱，要相信下面的对策永远比上面的政策多。崇祯皇帝想要改变明朝颓势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面对同样的情况，他的做法远不如水煮阿(地名)大夫的齐威王有效。齐威王即位初期面对地也是一片破碎的国土，四邻八舍都在齐国边境搞颠覆渗透活动，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齐国的官僚机构也布满蛀虫，行政效率低下，贪官污吏横行，不过齐威王却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天天照旧是革命的小酒天天醉，一喝就是好几年，很有点老子“和其尘、同其光”的味道，不过喝酒归喝酒，齐威王可没有只顾喝酒，他的心是明的，眼是亮的，肚子里的帐在一笔笔记着，直属自己领导的特派员在外面秘密调查着。在效绩考核的那天，各地区长官早有准备，经过前期的大力公关和感情投资，中央相关管事大臣已经与他们达成合作意向，一旦齐威王问及，他们就会添油加醋，昧着良心帮地区长官说话。可没有想到，他们真实的政绩早已经被齐威王掌握，于是欺下瞒上的阿大夫被当众煮了饺子。从此百官震悚，吏治清明。由此可见守静的君主有时候更可怕。
守静的道理容易懂，可如果落实在行动上，多少会让君主感到不放心。他们担心偌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指挥和干预，大大小小的事情将没有人来处理，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有，韩非曰：“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那些有主意的人将会主动表达意见，那些善于行动的人将会自愿采取行动。就是说人们将会主动的向君主效劳，当然意见和行动中都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们之所以如此主动，一方面是由于君主是威之所加、利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芸芸众生都有向上的意愿，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 尼采说，生命意志即是权力意志。要知道在智力、才干和勇气方面，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是及其有限的，而蕴藏在群臣和百姓之中的智力、才干和勇气是无限的，管理政府、壮大国家力量所要做的工作也是无限的，用君主有限的力量去完成无限多的工作，诚不可得也，做君主不是学雷锋。雷锋同志最大的心愿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样的精神用在众人是国家的大幸，用在君主则是才智的浪费。对于一国之君来说，才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好钢要用在刃上，君主的宝贵才智不是用来处理大大小小的具体事务的。况且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君主的才智与众人的才智是矛盾的，君主用智、用力、用勇，众人则废智、废力、废勇，只得惟命是从，消极奉旨。在这种非此即彼，出力不得好的情况下，君主不如主动退出，使众人的能力得以发挥。“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
把君主为什么要从具体事务中退出来搞明白之后，就非常容易理解君主应该具备的岗位职责。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用人。现在几乎人人都会说一句做领导的关键是用人，而不是做事。这一句话，说起来简单，用起来却深无止境，但首先要树立这种意识。
除了用人之外，君主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形名参同”，就是对预期与结果，方案与实效、名义与实际、不同人、不同方案主张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并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选择或者赏罚。这一番比较下来，君主的收获是大大的，不仅各种意见的好坏，行动的优劣便暴露无遗。而且君主的英明也能尽显。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们常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单独的一个方案，并不容易掌握它的优劣，但若干方案放在一起，孰好孰坏就容易知晓了。在学习中，有一种对比学习法，据说效果极佳。我记得在大学有一次参加一科考试，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来没有上过这门课程，连书都几乎没有看过。如果不出意外，挂科是必然的。好在咱哥们人缘还不错，前后的同学都愿意提供帮助，考试那天我上下其眼，坚决将照抄进行到底。最后公布考试成绩的时候，向我提供答案的俩哥们一个是62分，一个是68分，而我是75分。这个成绩让他俩非常吃惊，却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通过对比能够甄别出不同答案的好坏，进而折其善者而从之。不过我也要批评自己一下下，我应该把从不同答案中分析出来的正确答案与他俩共享才是。
“形名参同”对君主也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应该具备相关领域内最基本的知识。第二，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对国外一无所知的官员，无法从事外交；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的官员，无法主抓高新技术；对经济学没有任何概念的官员，不可去管经济政策。说句实在话，专业门槛越高的领域，君主进行“形名参同”的难度也就越大。好在韩非所处的是农业社会，行使政府职能，处理国家事务的专业门槛不高，常识基本就能胜任。
君主所处的独一无二位置确保他能够有效地开展形名参同工作。君主的智商不一定比群臣的高，但只要掌握形名参同这项本领，就可以比群臣高明。这是由于君主特有的势位使他成为各类信息的中心，大臣所掌握的信息只是某一方面，而君主所掌握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君主凭借大量的信息，再加运用“形名参同”的本领就能对事物形成更完善、更深刻的认识，进而达到“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看来人们常说的“皇上圣明”也是有道有理有根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皇上圣明”并不是皇上生而圣明，而是势位使然。从某种意义讲，不是小兵虑事周全而成为主管，而是小兵成为主管之后而虑事周全，因为接触的信息面比以前大了。关于势位后面还有专门的讲解。
韩非沿着老子“知道——无为——虚静”的理论路线图一路走来，却到达了与老子截然不同的目的地，老子到达是心灵的福祉，而韩非却让君主实现了大权紧握。在这里不得不对韩非的改造能力表示一下赞叹。韩非不厌其烦的告诉君主要深藏不露。这几乎要成了君主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擒虎之关键。
明察不是善于探知他人的想法，而是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隐藏自己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臣下总是千方百计探测君主的心意。对于臣下的各种表现和提议，君主应该来着不拒,不发表意见，看见的问题装作没有看见，听到的事情装作没有听到，明白的道理，装作什么都不明白。这是君主的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驾驭臣下的方法，因为君主也无法判断大臣的主张是不是试探。有时候大臣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从《说难》中可知，大臣在提出正式一项主张之前，很可能提出一个相反的、并不成熟主张以做试探。如果君主反对，那正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君主赞同，就放弃自己的主张，做到全身而退。面对大臣“由其出观其入”的试探，君主只需“你有千条妙极，我有一定主意”即可。无论你提什么主张，我一概答应，让你去施行，但是对你的所言所行我一概进行无情的“形名参同”。你说所言所行的好坏优劣我一概心知肚明，最后跟着的是赏罚。在“形名参同”和赏罚之下，大臣一切狡猾的试探都全部失灵，谁都知道千骗万骗、骗不过实践，千包万包，包不住火苗，最后只能用心做事，实心事君。
这种大口进、小口出，秋后算账的做法很高明，也很阴险,是对人类贪婪与“记吃不记打”心理的无耻利用。武则天当年就是用这手把戏将李唐王朝的读书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方面敞开大门授官，达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地步，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对具有反抗意识与作奸犯科的官员大开杀戒，几乎达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官位与铡刀之间，士人只得放弃抵抗，入彼彀中。
《主道》太重要了，计划多说一点，说细一点。
韩非还主张“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意思是每个职位只配备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这是韩非对政治结构的一种巧妙设计，很可能还受到了军事学的影响。稳定的君权应该建立在一盘散沙的大臣之上，大臣与大臣之间彼此隔离，只对工作负责，只对君主负责，不应该有工作之外的联系和交往。韩非对大臣的心理有过细致的研究，他知道如果大臣只是为君主做事，是没有必要相互通气的。大臣之间相互进行超脱于工作之外的交往，主要是为了相互帮忙。一个官官相护的官僚群既不是老百姓想看到的，也不是君主想看到的。结成网的大臣比散沙一片的大臣更难对付。君主要打破大臣工作之外的联系，就可以达到军事学上所谓的各个击破的效果。
接下来,韩非向君主传授了“防虎秘笈”。虎是指君主身边那些有野心的大臣，在先秦时代，还没有后世的那种将君臣严格隔离开的“礼治”，大臣篡位在意识形态和舆论上所受的压力比较小得多，在韩非子的体系中，没有绝对忠诚的大臣，只有无法让大臣保持忠诚的君主。君主原本对大臣有绝对的优势，大臣不可能与君主正面交锋，大臣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只能从君主那里借力。也就是扯虎皮做大旗，扛着红旗反红旗。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用这种手段危害自己，就需要深深隐藏自己的心迹，让大臣无法猜度，大臣无从凭借，也就无法施展野心。君主的威力正式存在于这不可度量的虚静之中。虚静的君主好像漆黑的夜晚，大臣篡位的火苗将无从隐蔽，一旦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凌厉的诛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心机深不可测是善于掌权的君王、政治领导人的共性。秦始皇的性格是有名的深藏不露，露必伤人，《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旧唐书》说李世民：“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明史》记载朱元璋“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韩非子总结了君主权力被臣下截留的五个方面：1，信息权；2，财政权；3，行政权；4，布道权；5，用人权。此五种情况中其余四条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布道权需要多说几句，中国自古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君主不但应该是实际政治中的首脑，也应该是宗教中的教皇，这里的宗教应该大而化之，包括君主一切赖以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比之与后世，在历代王朝，君主应该是儒家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在梁山水泊，君主应该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首席代表；在太平天国，君主应该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意识形态的力量千万不可小视，有时候直接决定现实政治，有时候是现实政治的副手。一个英名的君主一定要同时保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袖地位，由于君主在意识形态内的活动主要靠像牧师那样的布道，所以我称之为布道权。韩非的原文是“行义”，只指就道德方面，我将其引申为意识形态，如果韩非看到我这样来解释，想必他也会同意的，他那个时代对布道权只是个模糊的认识，人类历史在经过两千年后，我才能够看得更清晰。韩非提出的这五种君主必须掌握的权力，虽然年代久远，但丝毫没有褪色，现在看来也无须补充。
最后韩非谈到的是赏罚之道，行使赏罚权是主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君主通过：知“道”——无为——虚静——用人派事——形名参同———赏罚，形成一个闭环，意味着功德圆满，修成正果。在这条链中，越靠前越具有哲学意味，越靠后越贴近实践。赏罚的前提是形名参同。君主依据大臣提出的方案授予其相应的责权，并根据责权考量功效。方案与责权；责权与功效两两相符才能获得奖赏，任一环节不相符都要受到惩罚，可见韩非对臣下要求很严格，不但要结果正确，还要过程正确。赏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赏如春风化雨，罚如电闪雷鸣。行使赏罚的要领是：对事不对人，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偏心眼，论理论法该赏的，即便是最讨厌、最卑微的人也不能疏漏；该罚的，即便是最讨厌，最高贵的人也不能回避。在那个年代，与孔子提出的“刑不上上大夫”想比，韩非明显进步了许多。
《主道》这一篇为君主之道树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出发，一环套一环最后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随后的几篇是对主道的补充和深入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