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孤愤》————同路人，异路人？
从春秋到战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上的过渡，也不单纯是诸侯国变得更少，战争变得更加激烈，而是整个时代精神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存留下来的七大诸侯都经历了一次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形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今天称之为战国；又被司马光看作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并以此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而大发议论，说什么周天子自干堕落，败坏名器；就连当时的人都觉得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尽管人人对新旧页之间划分的标准不同。有幸存留下来的、现在被我们称之为战国七雄的七大诸侯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挺200多年，一方面是由于历史遗产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另一方面是由于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和文化上的推陈出新。这种大变革格局的形成既是外部竞争的需要，也是君主的意愿，还包括士人群的孜孜以求，此三者缺一不可。纵观各国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谁的改革越彻底，谁的成效就越明显，谁的发展后劲也就越大。魏国、秦国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在诸多改革流派中，法家方式无疑是方向最明确、立场最坚定、斗志最坚决、改革最彻底的一派。法家大公无私、精明强干、作风硬朗，本应改是各国君主眼里最可爱的人，在人才市场上也应是最受追捧的对象，可是由于时代的关系，法家见君主的道路遍布坎坷和荆棘，充满了猜忌与误解，流淌着血和泪。君主和法家本应该在同一个阵营，可经常以伤害与被伤害的关系收场。斑斑血泪、幕幕悲剧，谁之过？韩非有自己的孤独与愤怒，其实君主也未尝没有。
韩非将问题归结在当途之士身上。当途之士按现在话讲就是执政党、当权派，本只与位置有关、无而所谓好坏，韩非指的是那些具有腐朽习性的当权派。与当途之士相对应的是法术之士，这里的法术之士可不是能够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异能人士，而是至那些推崇君主用法术进行统治的人。法术之士是在野党，无权派。由于当途之士的存在，法术之士不得进，而君主之利遭侵剥。韩非将当途之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自有一套严格的逻辑过程，只是在韩非看来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像殴几里得中的公理一样，根本无需证明，只要拿来运用就行，但我们今天还是要多说几句。
如果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利益集合体，那么所有权全部归君主个人所有，但由于人趋利弊害的天性，他们总想用不正当手段把君主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国家的各级管理者也就是众大臣也不例外，这就是君臣异道的根源。而新新人类法术之士则不然，他们虽然也趋利弊害，但却走得是与当途之士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增加君主的利益，减少君主的损失。他们的武器是法和术，用法来矫正奸邪，用术来甄别善恶。在当途之士中，影响最恶劣，危险系数最高的要数重臣。韩非子给重臣的定义与我们平常的理解不一样。他眼里的重臣，第一应该位高、权重、势大、财多、名显；第二视自己的利益高于君主的利益。两条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被称之为重臣。上了重臣榜就相当于上了黑名单，韩非子本着谁碰了君主的奶酪谁就是我们法家敌人的原则将这些重臣视为死敌。
大凡重臣都具有很大的权力，而且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高手，由于这种原因，他们的头上经常顶着在常人看来十分迷人的光环。韩非这里列举了重臣制造虚假贤能的四种常用手段，1）与外界关系良好，外交事务离开他就无法办妥，外面的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还总在君主面前夸奖他如何能干。2）扶植党羽、拉帮结派，笼络同僚，利用职权提拔自己人，打击异己分子。结果同气相应、同利相护，各级大臣都紧密团结在以某重臣为中心的利益链周围。3）更进一步的是，重臣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竟然控制了君主身边的人员，只有那些能为他歌功颂德的人才有机会接近君主，只有那些能为他隐瞒罪行的人才能得到提拔和赏赐。这样一来，君主对重臣的认识彻底失真，认识失真更谈不上控制。4）这还不算，连对社会舆论影响很大的文人学者都被重臣拉入帐下。这样做并不难，能做到君子固穷的文人没有几个，谁给钱就给谁说话的学者却有很多，不信看看近几年那些为房产商摇唇鼓舌的无良学者有多少。韩非子只举出四种情况，现实中重臣的手段还有很多。
重臣之所以这么存心积虑的壮大自己的实力，打造自己的品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窃国，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做法只是量变的过程，君主如果被蒙在鼓里，信以为真，那质变的时刻就会火速到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从重臣和平演变的做法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1）所谓的贤能、美德是可以包装出来的。田氏窃齐、子之夺燕，王莽窜汉、杨坚取周都是非常经典的和平演变夺权案例。2）要评价一个人好坏，听听别人的意见并没有错，但有两类人的意见一定要反过来听，一是来自竞争对手的意见。这是因为进入战国，各国之间谁也不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以占领他国土地，消灭他国政权为最高追求。从本质上讲，各国之间相互都是敌人。别的诸侯如果在君主面前夸奖某个大臣的贤能，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此大臣八成是让对方得到了好处，而对方得到的好处当然不会是来自大臣的私囊，只能是来自君主。二是对所考察对象有利益需求的人的意见。原因很简单，吃谁向谁是也。君主面对四面八方对一个人的称赞时一定不能为之所动，要学会由其入观其出，多想想称赞背后的原因。
当途之士与法术之士是一对天生的死对头，然而却是一对不对等的对手。当途之士抱成一团，相互包庇，而法术之士经常是单兵作战；当途之士掌握着话语权，法术之士身卑言轻；当途之士成天环绕在君主身边对君主有莫大的影响力，法术之士新来乍到，无论说什么都要遭来别人怀疑的眼光；法术之士无官无职，而当途之士可以利用职权之便阻挠法术之士向君主进言。法术之士的处境实在不妙。打个比方，某个大财主生活在一群骗子中间，这些骗子看起来一点不像骗子，满嘴跑的是忠诚，办起事情来很有能力，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好感，而财主也和他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还让他们帮着打理钱财。可骗子终究是骗子，一有机会就偷摸摸地将财主的钱揣到自己怀抱。这时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跑来一条狗，一眼就看出这帮骗子的庐山真面目，对他们又是咬、又是叫。这些骗子虽然以前因为分赃不均也多有摩擦，不过一旦见到狗来，马上联合起来结成抗狗联盟。他们尽一切所能破坏财主对狗的信任。狗和坏人势不两立，就像法术之士与当途之士势不两立一样。不过狗的身上向来贴着忠诚明辨的标签，而法术之士身上则什么也没有，所以在君主听来法术之士口中所出的话可信度还不狗的几声吠叫。
虽然法术之士有这么大的劣势，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冲破重重阻挠在君主面前进言。是什么让法术之士具有革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答曰：信仰。这信仰又是什么？答曰：对君主的爱。这爱如何表达？答曰：通过维护君主的利益。
如果事情真像法家描述的那样，当途之士没一个好鸟，只有自己才能救君主于危难之中，那么法术之士对于君主本应该像水之于鱼，草之于牛，甘露之于久旱，潘金莲之于西门庆才对，可为什么总是有太多的偏见和误解呢？法术之士对君主也不是一厢情愿，君主需要法术之士更甚于法术之士需要君主，法术之士没有君主的任用只不过实现不了政治抱负，生命不会有危险，而君主如果没有法术之士的帮助很可能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种种离奇的原因与结果、事实与表象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首先来说，当途之士果真是没有一个好鸟，时刻准备着将君主的财产据为己有么？这个问题与其取决于当途之士如何，不如说取决于君主如何。君主控制严格，则当途之士老实；君主控制失当，当途之士便蠢蠢欲动；君主不控制，祸乱必然会发生。在这里，当途之士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是靠不住的，真正可靠的是在法家的帮助下建立一套完善的驭下体系。可是当途之士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绝对不会拿起绳子绑自己的手脚，去告诉君主如何驾驭臣下，如何掌控权柄，如何实现长治久安。他们只会联合起来在君主面前灌迷魂汤，对君主鼓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漂亮话。谎言说一万遍成为真理是由于长期只有一个真理，所以有些深明此道的权谋家不会去费力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先把别的理论排挤掉，再大力向听众灌输自己的理论，最后自己的理论自然就是放诸四海而正确的真理了。有些定性不强的君主逐渐被臣下标榜的价值观同化，而忘记了君主与臣下在利益上存在着先天的冲突。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采购部门被别的公司的销售部门同化，后果可想而知，这家公司的钱还不得象流水一样流入别的公司。
其次，人都是有惰性的，习惯一经养成就很难改变。有过搬家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地方住习惯了就不愿意往其他地方搬，同样搬家搬习惯了，就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君主习惯了一旦习惯了一种政治环境，就很难再去适应另外一种政治环境，就算原先的政治环境有害也毫无觉察。依靠自己的觉悟发现问题，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的难度远远要超过大声喊出“相信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一点都不可靠。我们可以说因为相信自己所以太空行走，因为相信自己所以奥运成功，因为相信自己所以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成功，但是想说因为相信自己所以能够改变自己却很不容易，比想说爱你还不容易。从逻辑上讲相信自己和改变自己是矛盾的，既然对自己有信心还为什么要改变呢？那改变了的自己还是自己么？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需要借助哲学的分析工具，还需要很大的篇幅，此处暂且从略，只给出结论：要改变自己，自己并不可靠。鲁迅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以儒立国的天朝上国无论如何发展也产生不了现代的科技文明。既然自己不灵，那什么能让某人或者某国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呢？有三种事物我们越是思考就越会充满矛盾复杂、既爱又恨的感觉和情愫——外界的力量，他人的道理，和残酷的现实。试想历史上哪一种重大变革不是由这三种事物引起的。在战国这个转行时期，法家的改革就算不是诸侯国走向强大的不二法门，也是最佳利器；谁掌握谁就能强大，谁先掌握谁就先强大，谁强大了就能给别的诸侯造成残酷的现实。可是在这三种事物面前，各个君主的反应并不一样。罪莫大于心死，遇到韩王那样的君主，神仙也没有办法，除非跳槽，否则只能等死，可韩非又不愿跳槽，所以孤独与愤怒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两个伙伴。
再次，在韩非看来，作为法术之士，就命中注定进身之路只会是奇绝险阻，且只有一条。熟悉后来历史的人可能会说，法家何苦打着鲜明的旗号孤独的行进在艰难的道路，为什么不借助原有官僚体系爬到高位后再施展自己的抱负。历史上不乏曲线实现政治抱负之人。张居正、袁崇焕、曾国藩都是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在他们的爬升早期也都有过夹着尾巴做人，请托送礼的经历。法术之士与当途之士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价值观针锋相对。法术之士信奉以能授官，按劳行赏。当途之士私下里无不喜欢少干活不劳动有爵禄，无功劳有富贵。法术之士必须以自身的行动来体现价值理念，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跳进染缸把脑袋削尖去干贪污受贿、跑官要官的勾当。说一套做一套、污迹斑斑的人有谁能够相信？不知这是法术之士的幸运还是不幸。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法术之士为什么会给君主提供一套完成的驭下体系呢？难道法术之士不也是臣下么？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点脚么？不少人都对法术之士有过这样的责难。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解答。法家的理论本身就对他们行为提供了注解。这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取舍，也就是法家所说的两权相害取其轻。战国时期那些法术之士都是平民出身，对他们来说获得君主的赏识和任用是最主要的目标，与这个目标相比，做君主的忠狗、被君主驾驭、一切以君主为转移并不算什么。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原理，一家新公司如果想从原有公司手中夺走市场份额必须提供更廉价更优质的商品。
这篇《孤愤》是法术之士的自我表白书，也是形势分析书，更是价值宣传书。韩非苦口婆心地从方方面面进行说理论证，只不过是想给君主的脑子里打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法术之士很孤独，很愤怒；我们法术之士很可靠、很有用。我猜想某些有心的君主从韩非的文章中不仅仅体会到这些，他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我们君主又何尝不是很孤独很愤怒 ；我们又何尝不需要很可靠、很有用的大臣。想及与此，忽惊起而长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