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得不察
在讨论完人性之后，我还是不急于进入《韩非子》正文，这并不是我在跟大家玩心理战术，故意让美好的事物来的晚一些以增强大家的好奇心。之所以如此委屈大家的耐心，除了琐事缠身之外，还是由于有一些东西必须事先说清楚。我们读《韩非子》的时代已经与韩非写《韩非子》的时代大为不同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几千年未变，而存在于《韩非子》中的君主、大臣、国家、人民、法制等概念无论形式还是本质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变得面目全非。是这些前提概念支撑起韩非子的思想，韩非在进行论述的时候将这些概念视为理所当然，好像那君主、大臣、国家、臣民、法制就应该是他看到的这个样子，用不着再废话，然而我们今天再读《韩非子》的时候就必须对这几个概念多说几句废话。时代变了，内容变了，规则也应随之改变，这是唯一的不变。
韩非的思想来源于他对历史与时局的反思。在韩非能够考察的历史中，唱主角的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他们有共同的主子，比如、夏、商、周，可这些诸侯国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诸侯国的君主可以自己指定接班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自己的封国，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整个国家更像是种联盟。如果以企业做对比，这种组织更像是辛迪加，而不是托拉斯 。后来当共主衰败之后，这些诸侯国从半独立走向全独立，进而开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直到最后新的共主产生。无论诸侯国是大是小，是强是弱，但们都是健全、成熟的诸侯国，具体表现在有连贯的文化传统和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君主和大臣之间产权清晰，人民心理上认可。战国二百年虽然竞争激烈，但都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社会精英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虽然强烈，但都是投奔到已有的诸侯国旗下，没有听说谁从无到有，另起炉灶。韩非的分析和论断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政治环境之下。由于韩非建立思想体系的历史素材有限，要他的思想完全能够适用于以后所有的历史环境，也是强人所难。前知五百年并不困难，而后知五百载就纯属吹牛，能够准确预言五十年就非常不容易了。鉴于历史局限，在学习与应用《韩非子》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不得不察。
1，正规军与非正规军
韩非熟悉的是成熟的诸侯国与成熟的诸侯国之间的较量，成熟的诸侯国内君主与大臣之间的角逐，他无法想到秦建立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斗争模式：官与匪。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场官与匪之间的斗争。匪成长为官的过程是一个实力长大过程，是一个文化逐渐成熟过程，是一个产权清晰过程，是一个制度完善过程。同样是统一战争，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与后世的改朝换代战争并不相同，前者更像是惠普并购康柏、耐克并购匡威，而后者更像是世上突然多了一个百度，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由于韩非没有接触过某某伟大人物“打江山”的历史过程，因而《韩非子》中对此并没有专门论述，韩非子研究的对象是正规军，而对于非正规军、准正规军、拟正规军，就需要进行辩证的分析，汲取《韩非子》中活的灵魂。
无论是政权还是企业，在打江山的阶段，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由于某些个人的作用对组织的影响巨大，作为领头人，就必须注重人的作用，该论哥们就得论哥们，该讲交情就讲交情，该拉拢就拉拢，该贿赂就贿赂、该降身以求就降身以求，该做秀就做秀，该唱高调就唱高调。韩非的那些不讲人情的法、术、势在组织成熟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这个时候，君主或者老板成为国家或企业毋庸置疑的唯一所有者，任何个人都无法挑战他的权威，他们这才具备全面推行韩非法家思想的权力基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非子的思想并不能指导政权或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它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的支持。当然当政权或企业小弱的时候，韩非子思想在微观、局部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我再重复一下以前的意思，《韩非子》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一种针对性很强、威力巨大的管理体系，针对性强的反面也是局限性大。包治百病是广告，专治一病才来得真实。
韩非子思想中的具体操作可能由于时代或客观的原因与现实脱节，但作为韩非子的思想内核一部分的“顺理而为”却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人们对何谓“理”可能有不同理解。这一部分思想是韩非对道家思想的扬弃和改造。“顺理而为”也可以作为韩非子对自己思想的注解，即：非正规时期实行非正规管理，正规时期实行《韩非子》这样的正规管理；看得见的规模就用看得见的管理，看不见的规模就实行看不见的管理；对于管理思想的取舍，既不能强求，也不能落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为正解。还应该说一句，在正规组织的山头，韩非思想是最响亮的歌。
2，上下/下级关系与老板/打工者关系
众所周知，上、下级关系与老板、打工者关系是两组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上下级关系是一种由职权界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老板与打工者是一种由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职业经理人，虽然在企业中的职位很高，但还是打工者；丞相，虽然在官僚体系中职位很高，但也只能算是普通一官，乌纱一丢就什么也没有。丞相与君主，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虽然在只差一级，但跨越这最后一级的难度要比从要比跨越前面所有级别难度之和都大的多。正是这层关系决定了君主或老板具有能够翻天覆地的权力，如果愿意他可以将整个全部洗牌。
君主、老板没有私人利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各级官僚、各级管理者却有私人利益。君主、老板的利益与各级官僚、管理者的利益既是统一的，也是矛盾的，但问题是很少有人将君主的、老板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是以人人希望少付出、多获取，最好是不劳而获。这种想法不但最基层的体力劳动工人和老百姓有，连最高层的丞相，总经理都一样有，其实君主和老板也一样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只有一方可以将这种想法变成现实。根据能量守恒原理，下面的人少劳多得就意味者君主和老板受损失，君主和老板少劳多得就意味着下面的人多劳动，在这两个矛盾的命题中，韩非只为君主和老板提供了解决方案。可是，事情就怕反着看，《狐狸与乌鸦》寓言的本意是让大家看清狡猾狐狸的真面目，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楞是学着狐狸的狡猾四处寻找容易上当的乌鸦。《韩非子》也可以看作一本变相地教人徇私舞弊、投机钻营、空手套白狼的书。《韩非子》为君主或老板提供了许多制服不良分子的招数，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君主或老板都能修炼到韩非所要求的功力。
准确地说，《韩非子》提供的是君主管理所有臣民，老板管理所有打工者的方法系统，而不是简单是上级管理下级的方法系统；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许多貌似有理，其实有害的命题。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权谋家为出君主、老板之外的大小领导提供了一条处事准则，叫：“功归于上，过归于己”。它的妙处在于上级不劳而获功必将感激于我，下级有过而无罚亦将感激与我，上下同爱我，我将无往而不利。其实，从君主、老板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危害甚大，因为君主之所以能驱动臣民，老板之所以能驱动打工者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手中掌握着赏与罚两把利器，实施赏罚的关键是求真务实、分量匹配。“功归于上，过归于己”的结果是上级不劳获功，下级有过不罚。如此下去，上级将产生惰性，下级将失去畏惧感。诸如此类的命题还有许多，诸位读者不得不察。
3、法制与法制
与儒家崇尚人治相反，法家崇尚法治。儒家与法家虽然采取的手段截然相反，其实服务的对象一样，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儒家通过熏陶教育将亿万斯民引导到为君主利益而奋斗终身的道路上来，我起了个名字叫“诱心”。法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将芸芸众生限制在为国出力自己受益的框架之下，我也起了个名字叫“逼脑”。法家推崇以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而在今天，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是否具备健全法制。法制健全的基本特征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话，《韩非子》中早已经提到。同样的形式，不一样的是精神，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制其实是民主法制，而韩非推崇的法制是君主法制，一字之差，而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今天的法制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国家利益不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所有人民的利益，而法家的法制承认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不平等，国家利益只是君主的利益。现代化的法制应该具有修复功能，即能够除去那些危害大众利益的恶人，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而法家的法制却不具备此项功能。因此法家有一个致命伤，如果那坐拥天下的君主是个昏蛋怎么办？这个问题法家无法彻底的回答，儒家也不能。在企业里也是这种情况，老板是企业的天花板，如果老板做不到，其他人也无法做到；如果老板决意犯错，没有人能够阻止。现代政治提倡民主，但现代企业却依然独裁专制，然而正是这种独裁专制的个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往往打败了我们号称全民所有、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国有企业。
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独裁专制的小环境中，正是韩非子思想的用武之地。有感于此，海尔总裁张敏瑞说道：用孔子的思想做事，用老子的思想做人，用韩非子的思想做企业管理。对于前两条此处不便评论，而第三条无疑是深解其中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