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户析产的产生与流弊
主：诸子平均析产制也可以延缓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这个制度是商鞅变法时开始实施的，分为多次性析产和一次性析产方式。多次性析产规定，父母在世时，家庭中的每个儿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必须平均分配土地和财产另组家庭。从商鞅变法到秦朝建立，主要实行多次性析产方式，这种方式破除了宗族制大家庭，建立了个体小家庭生活方式。汉朝以后，不再强调家有两个儿子就要分家，逐渐演变为儿子结婚后暂不分家，又演变为父母在世时儿子不分家，加之儒家“孝悌”观念的影响，多次性析产方式渐渐消失，产生了一次性析产方式。父母去世后，家庭中的每个儿子都必须平均分配土地和财产，这实际是财产继承制度。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4）
客：真令我吃惊，我只听说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从未听说中国还有诸子平均析产制。
主：在宗法社会，由于分封制度，天子和贵族的身份（或者说政治权力）和财产不可分割，因此采取了嫡长子继承制，庶民的财产继承方式，历史语焉不详。在王权社会，不再有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只保留了君王身份（权力）和财产的嫡长子继承制，大臣和庶民由于没有身份（权力）继承，只有财产继承，采取了诸子平均析产制。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形成了诸侯势力，严重威胁王权，于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样就消除了诸侯势力对皇帝的威胁。
客：我明白了，诸子平均析产制使一个家庭的土地和财产不断被细分，这就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土地兼并现象。同时，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以宗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消除了宗族对王权可能造成的威胁。
主：你说得很对，能试着分析一下多次性析产和一次性析产方式的不同吗？
客：这是奇妙的财产分配方式！多次性析产会导致土地需求的激增和激发人们的勤劳——任何一个家庭，都必须在自己的儿子成年之前努力置办田产。否则，析产之后的田地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儿子两个家庭——首先会考虑到自己的生存。他若打算多生儿子，就必须继续努力置办田产，直至所有儿子分家以后才能喘一口气，此时他已经老了，没有余力、余财再投资购买土地，客观上形成了更多的自耕农阶级而不是地主阶级，也就更加难以发生土地兼并了。多次性析产也会客观导致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增长成正比关系，当一个国家内的国土被激增的人口开发殆尽，膨胀的人口必然要求国家拥有更多的土地，这势必挑起国家间争夺领土的战争。商鞅实际制造了一个农业经济驱动下的外向的侵略型国家形态，难怪秦国能够统一中国啊！
而一次性析产方式，使家庭不会有强烈的置办田产的愿望——总之死后分我土地和财产，我生前只要一份地就足可养活家庭了，哪管死后儿子们分到的田地不足以他们生活，他们自己努力吧！这样就会出现人口增长和耕地增长不对应的关系，使人们安于现状。多置田地成为人们自愿的行为，勤劳者多置田，而懒惰者少置田，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勤劳者多置办土地，在有生之年就可以积累较多的钱财，购买非常多的土地，客观上形成了更多的地主而不是自耕农；懒惰者少置地，死后儿子们均分田产之后，难以维系自己的温饱，由于起步根基薄弱，越来越贫穷，甚至沦为佃农或流民。这客观上容易出现贫富差距分化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主：你的这个分析是发前人之所未发，非常深刻！但多次性析产和一次性析产方式都不可能促进商业的发展，仍然使社会结构无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始终处于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结构之中。
客：为什么不会促进商业呢？
主：我们可以将中西方的财产继承制进行对比。在中世纪时的西方社会，身份（权力）和不动产均由嫡长子继承，并且不可分割，而动产则是析分给诸子，并且这种分割常常是均分。非嫡长子要想发展，只有到家庭以外寻找机会，由于动产分割继承又使非嫡长子虽没有不动产，却拥有可动资产，如金、银等，具有一定的“资本”，因此就有了在外面发展的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这种促使非嫡长子在社会和各地流动的财产继承制，促成了西方社会的商业繁荣。而中国的诸子平均析产制，不动产也分给诸子，使所有人都被土地牢牢地捆住，此外，财富的均分限制了资本积累，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也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经济了。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5）
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西方之所以迅速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么，中国之所以始终形不成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梁漱溟全集》第二卷《乡村建设理论》)
客：土地兼并让中国王权社会陷入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中，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在农业经济中产生，使我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遭到列强的欺侮，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导致这些的，却是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种种手段，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啊！
四兴亡周期律和国弱民强局面之形成
主：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
客：这就造成了国家社会的自封闭性和自组织性，一个王朝的崩溃总是因为它无法克服这个社会结构发展到最后的惯性和矛盾。
主：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汉武帝时就有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据《资治通鉴》卷第十八《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记载，徐乐上书给汉武帝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关于“土崩”二字，徐乐是以秦末的陈涉农民起义为例来阐述的，在他看来，“土崩”之“土”，是民众而非统治集团；关于“瓦解”二字，徐乐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他认为，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初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
这就是说：在王权社会中，一个王朝的覆亡，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无法保障社会的良性秩序，造成支撑这个政权的主要阶级力量反对它。引起“土崩”的直接原因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分别对应土地兼并引起的绝大多数民众生活赤贫、权贵官员滥权和争利行为引起的官民矛盾、中央政权失去节制权贵和有效管理地方政府的力量。出现了这些问题，却没有有效的政治预警系统提醒统治集团，没有动力让统治集团对民众的权利和意愿予以重视和敬畏，没有有效有力的正确决策系统和权力制约系统对问题予以纠正。
客：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
主：是的。儒家治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治理、重农抑商和诸子平均析产，使社会结构始终处于静止僵化的状态。当社会结构中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已经无法调和的时候，国家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引起了主要阶级力量的反对，这个政权就崩溃了，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新的政权又必须按照既有的社会结构确立统治秩序，不得不重复走上一个政权的老路。
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历代王朝到了末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央集权制度弱化、官僚结构膨胀、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问题，面对这些无法避免、不可阻挡的矛盾，统治者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6）
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起义，通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使大量的贵族地主放弃土地，农民再次夺得土地，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新的自耕农。新王朝为了巩固统治，恢复发展生产，增加政府收入，于是承认农民占地的合法性，并采取减轻民众负担的经济措施促进农业生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中央集权制度弱化、官僚结构膨胀、土地兼并现象又再次出现。统治集团又开始横征暴敛，地主、官僚、贵族又大肆兼并土地，又使大批自耕农逐步沦为流民。农民再次起义，被兼并的土地再次被夺回，再次造就出大量新的自耕农……客：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就陷入了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怪圈。
主：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革的情况下，要打破这种历史循环，打破“国家—社会双向锁死”，首先要改变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措施、经济政策，才能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
客：当官僚机构膨胀、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的时候，国家可以扶持工商业资本，将失地农民和冗余知识分子分流到工商业，再以相对独立的中央法院系统制约地方政府的滥权和权贵的不法，统治危机似可纾解。
主：这就意味着要来一场新的变法了。可是，中国变法人物大多来自法家，自商鞅变法之后，历代王朝的变法多以失败告终。八股取士已经让知识分子从骨子里透着腐朽之气，那锐意变法不顾个人安危的“商鞅”在哪里呢？那一心富国强兵洗刷国耻的“秦孝公”又在哪里呢？索诸中国，为华夏英杰者安在？
客：在这个封闭的坚固的统一的国家社会里，政治变革的动力已经没有了。虽然明末黄宗羲的“工农皆本论”和清末郑观应的“以商立国”论都是针砭这个社会的良药，但他们的思想被视为异端，不被政府重视，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让我想起孟子的一句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国内没有坚持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国家常常灭亡。然后我们就知道忧患可以兴国，而安乐足以亡国的道理了。出自《孟子·告子下》。）
主：韩非子也说：“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看到国家大的利益却不追求，知道祸患将近而不戒备，浅薄地一心坚持因循守旧而反对变法，坚持以仁义道德治国来掩饰自己治国无能，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出自《韩非子·亡征》。）
客：这真是对儒家治国路线最有力的抨击啊！
主：所以当清王朝覆亡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指向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
客：从宗法社会到王权社会，从王权社会到民权社会，每次社会变革——商鞅变法和辛亥革命之时，儒家思想都是变革的思想阻力，这值得我们深思。
主：依靠“仁义”治国，试图用利益和欺骗收买一个阶级的作法无异于扬汤止沸。关键在于从政治的根源上寻找问题症结，然后通过变法予以根本改变。
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试图以政治控制社会，因此政府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财富，摧毁了社会独有的民间认同，摧毁了知识分子对治乱的思想表达，摧毁了民众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应有之各项利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造成了国强民弱之局面。
主：是的。纵观中国王权社会的历代王朝，它们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强大的外来民族所征服，根本原因在于国强民弱。所以梁启超先生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少年中国说》中高呼：“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客：国强民弱的最终结果是民弱则国必弱，社会的发展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发展，一个试图控制社会一切的国家，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换取稳定的。它虽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的威胁，却崩溃于社会固有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以一己政权之私，遏制民族进化之脚步，罪莫大焉。
主：由于政治对社会的严密控制，造成了中国在民主、法治、科学、经济领域的落后，这直接导致了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炸开吾国“沉醉不知归路”的天朝迷梦。国家的耻辱震醒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强悍的国民虽然会以拳头和意志带给国家统治阶层很多课题，政治体制因此面临极大挑战，但却迫使统治阶层进化，利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立更高明的政治制度。须知：民强才能国强，只有社会多样化的健康发展，才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真正福祉和根本利益。
客：通过这七章的讨论，我受益匪浅。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在思想交流中才能引起电光石火的灵感，才能对任何问题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主：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矣。”（《礼记·学记》）让我们共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