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抑商的产生与流弊
主：应当说，重农抑商政策的出台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封闭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天然地决定了国家必然以农业为根本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靠土地吃饭的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成为人民的传统习惯。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帝王多以重视农业作为标榜自己是圣贤君王的理由。从春秋时代开始，儒家、道家、法家各学派在重农抑商的观念上也并无根本性的分歧。比如，老子主张“绝巧弃利”（《道德经·第十九章》）、“不贵难得之货”（《道德经·第三章》），实际要求执政者抑制手工业和商业；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但却斥商人是“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李悝辅佐魏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和“禁技巧”（《说苑·反质》），即发展农业，抑制手工业；管仲认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管子·权修》）；商鞅认为“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商君书·外丙》），因此他的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而贫者，则沦为奴隶；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韩非子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五蠹”之一。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2）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就农业优先其他产业发展的必然性作过深刻的论述：“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篇第一章）中国从宗法社会向王权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变革，即是井田制的土地公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种社会变革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集中体现，是农业经济的发展。
客：以上只能说明农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不能解释历代统治者为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啊？
主：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已经打破，实际上各诸侯国已经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在相互的战争和交往中，各国之间贸易往来密切，催生了中国早期的较为兴旺的工商业。商业的利润当然是高于农业生产利润的，这种利润的引导会导致人民放弃农业生产，而在当时，农业基础还相当薄弱，战争造成的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当然要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经济基础。
王权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国家财富实力的积累，必须建立在实物经济基础之上，没有实物经济，只有货币经济，就像一个人拥有金银珠宝，却没有粮食一样。只有实物经济发展好了，货币经济才有意义。比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曾经下诏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意思是：黄金珠宝玉器，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保暖，只能让这些当作货币流通，而不能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自《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孝景皇帝下》。
客：在王权社会形成的早期，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历代王朝都忠实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呢？
主：在农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商人不创造却能获利，首先是不道德的。受这种“君子言义不言利”思想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有着对商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
其次，就王权社会的统治者而言，害怕社会关系发生变革，总是试图让社会结构静止不动，而他们聪明地知道：唯一能使僵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的就是商业，只要商业蓬勃发展起来，社会的变革马上开始。“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资本论》第三卷）
第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十分害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发生。商业的快速发展会使商人积累财富，在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商人会将资本投入到土地而不是工厂。“农村先于都市的事态，在大多数国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国家，又有人类天性促其实现。只要人为制度不压抑人类天性，则在境内土地尚未完全开垦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篇第一章）一旦商人将货币资本投入到土地上来，就会加剧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条件下不可克服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将使农民阶级沦为“无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3）
第四，固有的社会结构使统治者认识到：在“士、农、工、商”顺序排列的社会结构中，尽管王权社会缺乏对地方政府比较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做官的知识分子地位最高，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下有一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如果把当官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社会地位颠倒过来，那么清贫的官员就抵挡不住财富的诱惑，社会既有的秩序就会打乱，道德堕落现象就会屡见不鲜了——这是讲究伦理道德的王权政治绝对不能容忍的。有钱的不能有权，有权的不能有钱，这是王权社会的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社会规则。
客：看来，任何一项制度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每一种制度的背后，都有某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的灌注。
主：你说得不错。但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是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经济根源，土地兼并造成的阶级对立是王朝灭亡的主要社会根源。
客：重农抑商政策不是有预防土地兼并的用意吗？怎么反而导致了土地兼并呢？
主：尽管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防范了商人，但没有限制和防范地主。在一个王朝的中晚期，经济总会呈现繁荣的景象。这时候，地主通过收取高额地租和雇佣佃农，经济力量会比较强大，不断地购买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大量自耕农由于天灾人祸、政府横征暴敛等原因逐渐离开自己的土地，变成流民，这些自耕农的土地或被兼并，或被抛弃而遭致荒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农民破产流亡、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促使一些王朝，如两汉、唐、宋、元等走向灭亡。
客：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失去了附着于土地的一系列权益。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当自耕农阶层基本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多数人都失去经济保障的时候，这个政权的正当性、正义性资源也就流失殆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主：确实如此。中国王权社会历史有一个极富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自耕农产生和消失的周期与广义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大致吻合。
客：为什么中央政府不作为呢？难道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出台吗？
主：必须明白：土地私有制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是中国王权社会产生土地兼并的经济根源，这是王权社会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历代王朝在抑制土地兼并问题时，必须以不触动土地私有制为前提条件，只能力求延缓土地兼并的形势，而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如果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放任商业的发展，在那样的农业经济社会，商人参与到土地兼并中，大约三十到五十年就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之后，土地兼并速度大为减缓，所以一个王朝可以延续数百年的生命。
客：除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延缓了土地兼并，还有其他更为有效的办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