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
提要：
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一个试图控制社会一切的国家，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换取稳定的。它虽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的威胁，却崩溃于社会固有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强悍的国民虽然会以拳头和意志带给国家统治阶层很多课题，政治体制因此面临极大挑战，但却迫使统治阶层进化，利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立更高明的政治制度。须知：民强才能国强，只有社会多样化的健康发展，才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真正福祉和根本利益。
从某种意义而言，社会不得已生出了专制政治这个孽子。当儿子反过来教训老子的时候，天道就沦丧了。——题记
客：韩非子认为民众愚蠢、奸猾、贪婪、鄙俗，这岂不是以偏概全了，个人难免有缺点，但把人民这个整体都视为“群氓”，是很恶毒的观点，听起来很不舒服。
主：韩非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民众的看法，是触犯众怒的作法，而历代思想家对他抨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韩非子的民众观。有人干脆用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书信里的一句话——“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试图用这一句话概括韩非子全部的民众思想。
韩非子的理论有一个奠基石，即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任何个人都是如此，任何社会组织也是如此。他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把民众概括为愚蠢、奸猾、贪婪和鄙俗四个特点，其实是对趋利避害的人性在社会层面的表现进行的抽象概括。如果我们不停留在他的具体用词，而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他的本意，其实韩非子说出了一个事实——正是因为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政府来管理。
每个人都有对社会的独立看法，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韩非子有这样的观点也并非偶然，现代人当然不赞同他的观点。
客：韩非子为什么会对民众有这样的看法呢？
主：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到了秦国以后，仍然和最高权力人物打交道。他始终跻身上层社会，对民众有一种远远的疏离感。贵族的身份使他能够零距离地接触王室权要，进行“显微镜”般的分析。他发现，无论朝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与趋利避害的人性密切相关。那时候，权力、财富、知识都垄断在王室贵族手中，普通民众显得麻木不仁，他们为了生计而整日奔波忙碌，在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还讲究什么礼让和仁爱呢？显然，劳苦大众和那些谦谦君子们——锦衣玉食的虚伪的贵族们相比，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更突出地显露出来。懵懵懂懂的民众在政治上是不觉悟的，在经济上是锱铢必较的，在思想上是流于世俗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民众特征，韩非子勇敢地说出来了。如果民众不愚蠢，何必要教育？如果民众不奸猾，何必要法律？如果民众不贪婪，何必要奖励耕战？如果民众不鄙俗，何必要服从国家强制力？
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抑恶扬善，如果人性都是善的，就没有设计政治制度的必要。如果从人性最坏的角度设计政治制度，那么，连最坏的情况都有办法对付，通常占大多数的不那么坏的情况也就应付自如了。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2）
客：难道因为民众有这些缺点，就是实行君主专制政治的借口吗？
主：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有着一些人力不能抗拒的规律，就必须承认，君主专制政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能超越它，甚至想跨越它都不可能。韩非子处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他开出了君主专制的药方。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今天，孽生专制政治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时，我们再为君主专制政治找借口，就是不识时务、强词夺理了。
客：我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尽管我们在道义上批判君主专制政体，但为什么这种政治能延续数千年的时间？金观涛先生在他的《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说，中国社会存在“超稳定”结构，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主：我赞成金观涛先生的这一提法，但对他的部分表述持保留态度。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政体的好坏决定一个国家国祚长久、兴衰更替。但倘若怀着某种预设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历代王朝制度的优劣，这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事实上，政体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大与否的唯一标准，也不是衡量某种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能解释雅典城邦的覆灭，奥匈帝国的崛起，铁木真蒙古铁骑的横扫世界，也不能解释一切落后野蛮之民族如何能征服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更不能解释在君主集权政体下，中国何以有盛唐雄汉的辉煌。任何政体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客：长期以来，我们都沿用马克思的观点，批判一切的政治统治，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些不合理的事实呢？
主：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来临之前，一切的政治都是败坏的政治，这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为标准进行的比较，尤其注重国家主权由谁来行使。我们不能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悠久的历史生搬硬套，这样做不仅违反马克思的原意，也容易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陷入极度悲观的情绪之中。
客：那么，怎么看待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长期存在呢？
主：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政体类型作了划分，他认为人类历史曾经出现过六种政体：良性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亚里士多德原文是“Politeia”，意为“最好的”）和恶性的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即极端民主制，也就是后来史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所说的“Ochlocracy”）。前三种，分别由一人、多人和多数人统治，但治理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后三种，也分别是一人、多人和多数人统治，但都是为了统治者私人或己群的利益。中国自秦到清的君主制，多数属于良性的君主制。
客：这即是说，我们对待历史上的政治不应关心是谁来统治，而是关心它怎么统治？
主：我认为必须坚持这样的一种历史态度，否则人类的历史就被我们全部否定、一笔抹煞了。事实上，任何一个能维持数百年统治的政府，都有其政治合法性基础，如果没有民众对它的合法性存在或多或少的认可，它很难维系自己长久的统治。
人民主权理论的预设前提是，人民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觉悟与能力。如果我们坚信人民主权理论，就必须承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权形式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否则何以能存在数百年而不被具有政治觉悟和能力的人民所推翻？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都是不合法的，那么就必然否定人民主权理论，因为民众能够屈服在一个不合法、不正义的政权下数百年之久，怎么能说民众具备治理国家的政治觉悟和能力呢？这是自相矛盾的观点。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3）
客：您的这一说法很有说服力，我赞同。所以，韩非子在《五蠹》篇中的社会阶层分析，在我看来，虽然不免于专制思维，但却是从国家的公共利益角度进行阐述的。
主：韩非子的社会观，其专制思维的表现在于：试图采用政治、经济、思想手段精密地控制社会。所谓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被政治控制而导致的。因为社会受到了政治的控制，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两千多年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换言之，“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之实现是以牺牲社会的发展为代价的。
客：那么，王权政治对社会实行精密的控制，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主：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点：（1）思想控制手段。中国王权社会一直奉行思想专制政策。思想专制的主张是由法家首先提出，而被儒家实现的。（2）政治控制手段。中国王权社会一直奉行中央集权制和君主集权制，强势政府造成了对社会的一切组织资源的垄断。（3）经济控制手段。中国王权社会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分户析产制，使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
客：请您逐一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