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完成博士学业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找到一份初级教员的工作，开始到处寻找研究课题，以免自己脱离学术圈，最后不得不在教员俱乐部端茶递水，干一份赚大钱的服务生工作。某天下午开完研讨会后，我和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聊起一种被称为弦理论的理论。在他的物理学家同事中，年过六旬的费曼在当时或许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今天很多人（尽管远远不是所有人）把弦理论视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圣杯——自然作用力大一统理论的主要候选者。在当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它，大多数听说过的人也不在意它——包括费曼。有一次，正当他抱怨它时，一位正在对我们系进行访问的蒙特利尔一所大学的研究员恰好路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物理学权威不认可这些新理论就去阻拦年轻人研究它们。”他对费曼说。
费曼是因为弦理论和他之前的信仰体系相差甚远以至于无法调整自己的思维才抵制它的吗？或者如果它和他之前的理论差别不是如此巨大，他还会得出关于它缺点的相同结论吗？我们并不清楚，但费曼告诉这位访客，他并不是建议我不要去研究新东西，只是告诫我应该小心谨慎，因为如果这条理论被证明行不通，我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这位访客回答道：“这个嘛，我研究自己的理论已经有12年了。”接着他开始详细描述他的理论，简直让人痛苦不堪。当他讲完后，费曼当着这个刚刚自豪地描述他工作的人的面对我说：“这就是我给你说的浪费时间的意思。” 研究的前沿笼罩着一片迷雾，任何积极活跃的科学家在沿着无趣或没有希望的探索之路前行时一定会浪费精力。但成功的物理学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有选择既具启发性又可以被解决的问题的窍门（或运气）。
我曾把科学家的激情和艺术家的做过类比，但我一直认为艺术家比科学家有更大的优势——在艺术领域，无论有多少同事或批评家说你的作品糟糕透顶，都没一个人能证明它，但在物理学领域就能够证明。在物理学领域，你想到一个“美妙的点子”，即使它不正确也没关系——这种想法并不能使人得到安慰。因此，就像在创新领域做任何尝试一样，在物理学领域你必须艰难地维持一种平衡，既要仔细选择你准备研究的问题，又不能因为太过谨慎而从不敢做新的尝试。这就是终身教职制度为什么对科学如此宝贵的原因——它让科学家即使失败了也有安全保障，这对于培养创造力至关重要。
回过头再看，爱因斯坦那激动人心的光子理论——光量子——似乎应该马上鼓励人们展开大量新的研究去研究尚未成熟的量子理论。但对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光子存在的证据，因而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它，这也就意味着研究光子将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和勇气。
当提到研究一个有可能不会产生结果或者有可能招来嘲讽的问题时，年轻的物理学家是心态最为开放的人，他们的世界观依然还有可塑性，但即使是他们在选择博士或博士后研究课题时也没有选择爱因斯坦疯狂的光子理论。
差不多1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爱因斯坦已经年过三十，对于一个先锋理论家来说这个年龄已经太大了，他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一个不同的革命性观点上：通过扩展或者归纳他在1905年撰写的狭义相对论从而把重力纳入其中。（狭义相对论是牛顿运动定律的修订版；广义相对论将取代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但这需要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做出修改。）爱因斯坦对于光子理论的忽视让罗伯特·密立根写道：“尽管……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公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它表达的这个（光子的）物理理论被发现是如此站不住脚，以至于爱因斯坦本人，我认为，也不再相信它了。” 密立根错了。爱因斯坦并没有放弃光子，只是因为当时他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密立根这么想就不难理解了。然而，不管是光子还是孕育光子的量子概念都没有死亡。恰恰相反，它们很快就将成为明星，这最终得感谢尼尔斯·玻尔（1885—1962），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既没有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没有足够的阅历教他懂得他不应该冒着浪费时间的风险去挑战我们对于统治世界的定律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