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什鲁斯伯里的家中，他的父亲名叫罗伯特·达尔文，是镇上的医生；他的母亲名叫苏珊娜·维奇伍德，她的父亲成立了一家以那个名字命名的陶器厂。达尔文一家经济条件优渥，很有名望，但查尔斯却是一个讨厌学校的差生。他后来曾记录下他对于死记硬背式的学习和“没什么特别天赋”的糟糕回忆。他其实是妄自菲薄，因为他还发现他对于“事实和它们的意义有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在同一个研究主题上旺盛和持久的思考能量”。这后两种品质对于一个科学家——或者任何创新者——来说实在是种特殊的天赋，它们对达尔文很有用。
有一件事情可以很好地展示他的好奇心和决心，那时他还在剑桥上大学，对于收集甲虫这个爱好非常痴迷。“一天，”他写道，“在把一块老树皮剥掉之后，我看见两只罕见的甲虫，每只手里抓了一只；这时我看见第三只，一个我不忍心错失的新品种，于是我把右手上抓的那只塞进了嘴里。”只有那种性格的男孩才会成长为一个坚忍不拔的男人，会用684页纸来论述藤壶这个话题（尽管在他完成此书之前他写道，“没有比我更讨厌藤壶的人了”）。
达尔文花费了很多年才找到他的使命。他的旅程开始于1825年的秋天。在他16岁时，他父亲把他送到了爱丁堡大学，而不是剑桥去学习医学，就像他自己和达尔文的祖父曾经做的那样。这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首先，达尔文是出了名的神经过敏，在那个时代，手术给人的印象就是大摊的鲜血和病人的哀号，以及在不实施麻醉的情况下切开身体。
尽管如此，几年后当达尔文寻找支持他进化论的证据时，神经过敏并没有阻止他解剖狗和鸭子。缺乏兴趣和动力很有可能是他学习医学的致命伤。正如他后来写的那样，他开始相信他父亲给他留下了足够的家业“可以安逸地维持生活”，并且这种期待“有效地打消了任何学习医学的努力”。于是，在1827年春天，达尔文在没有得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了爱丁堡。
剑桥是他的第二站。他父亲把他送到那里，想的是让他研究神学，以后从事牧师这个职业。这一次达尔文完成了他的学位，在178名毕业生中排名第10。这么高的排名让他很吃惊，但这或许也反映出他的确对地质学和自然历史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就像他收集甲虫的爱好证明的那样。尽管如此，在他即将踏上的生活道路中科学似乎至多也就是一个爱好，而他的职业精力将会投入给教堂。但接下来，结束在北威尔士的一次研究生地质学徒步旅行回到家里之后，达尔文发现了一封提供不同选项的信：乘坐贝格尔号出海环球旅行的机会，它的船长是一个名叫罗伯特·菲茨罗伊的人。
这封信来自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约翰·亨斯洛。尽管排名靠前，但达尔文在剑桥算不上出类拔萃；然而，亨斯洛却看到了他的潜力。他有一次评论说，“达尔文这个家伙问题怎么那么多”——这是一句表面上很平淡的赞誉，但它表明在亨斯洛的脑海中，达尔文拥有科学家的灵魂亨斯洛和这个好奇的学生成了朋友，当他被要求推荐一个年轻人来担任这次航行的博物学者时，他推荐了达尔文。
亨斯洛给达尔文的信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高潮。事情还要从贝格尔号前任船长普林格尔·斯托克斯说起，他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那粒子弹并没有杀死他，他之后死于坏疽。斯托克斯的中尉菲茨罗伊把这艘船带回了家，但他也清楚斯托克斯的抑郁是常年海上旅行的孤独引发的，在这样的旅行中，船长被禁止和他的船员交流。菲茨罗伊的叔叔在几年前用一把剃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大概在40年后菲茨罗伊自己也将步其后尘，因此他一定意识到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那样的命运。
结果，当26岁的菲茨罗伊得到接替斯托克斯的机会时，他决定带上一名同伴。当时的习惯是船上的医生兼任博物学者，但菲茨罗伊说他想找一个声望高的年轻“绅士博物学者”——一个实质上做他的雇佣朋友的人。
达尔文并不是菲茨罗伊的第一选择——这个职位之前已经被提供给好多人了。假如他们中有一个人接受的话，达尔文极有可能会在教堂中过完他平静的一生，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他的进化论——就像假如哈雷没有停下来去看望牛顿并询问平方反比定律的话，牛顿就极有可能不会完成和发表他的伟大著作一样。但菲茨罗伊提供的这个职位没有报酬——补偿来自以后销售沿途上岸访问时收集的标本——那些被询问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或者能够在自费的情况下在海上度过很多年时间。结果，这个选择最终落到了22岁的达尔文头上，为他提供了一次冒险的机会——以及避免开始一个他将宣称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12月23日的前夜被创造出来的职业生涯（就像一本出版于17世纪的《圣经》分析报告宣称的那样）。达尔文抓住了这次机会，这将改变他的一生以及科学史。
贝格尔号在1831年出海，直到1836年才返航。这并不是一次舒适的旅途。达尔文在船上一个狭小的船尾楼舱室里居住和工作，这里是船上最颠簸的位置。他和其他两个人共享一个房间，睡在一张挂在海图桌下面的吊床上。“这里的空间仅能容我转身，这就是全部。”他在一封信里向亨斯洛报告说。毫不奇怪的是，他受到晕船的折磨。尽管达尔文与菲茨罗伊形成了某种友谊——他是船上唯一可以和船长保持亲密关系的人，他们通常会在一起吃饭——但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特别是关于奴隶制的问题，达尔文鄙视这种制度，但他们在岸上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尽管如此，旅途中所有的不适都被上岸访问时无比的激动抵消了。
在那些时间里，达尔文在巴西参加狂欢节，在智利的奥索尔诺外围观看火山爆发，在康赛普西翁经历了一场地震，还穿过了它留下的废墟，他还见证了蒙得维的亚和利马的革命。与此同时，他一直在采集标本和化石，将它们打包装进板条箱里运回英国，交给亨斯洛代为保管。
达尔文后来把这次旅行看作他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定型事件，一方面是因为旅行留在他性格上的烙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旅行让他对于自然世界产生了新的理解。然而，达尔文并不是在这次航行中完成了他关于进化的著名发现，他甚至还没有开始接受发生过进化这样的观点。 实际上他就像开始这段旅行一样结束了它——对于《圣经》的道德权威没有产生怀疑。
然而他对于未来的计划确实发生了改变。当航程结束后，他给一个在教堂工作的堂兄弟写信说：“你的境况让人羡慕不已，我都不敢有这样幸福的幻想。对于一个适合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来说，牧师的生活是……让人尊敬和幸福的。”尽管说了那些令人鼓舞的话，但达尔文已经确定自己并不适合那种生活，他选择在伦敦的科学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