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胡克和列文虎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物学领域的伽利略的话，那么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就是它的牛顿。他被实至名归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离牛顿几英尺远的地方，他的护柩者包括两名公爵和一名伯爵，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皇家学会主席。尽管在某些人看来达尔文被埋葬在修道院似乎不太协调，但卡莱尔主教却在他的葬礼布道上说：“如果曾经发生过任何事情会让人们重视并传播这个愚蠢的想法……即在自然知识和对上帝的信仰之间会存在必要冲突，那将太不幸了。”对于一个主要科学成就最初遭到冷遇，继而又是极大的仇视和怀疑的人来说，这样一个葬礼无疑是一个显赫的结局。
约翰·穆雷就是那些开始时无动于衷的人里面的一员，他是达尔文的出版商，他同意发行这本达尔文详细阐述其理论的书，但首版只会发行1 250册。穆雷很有理由担心，因为之前那些已经看过达尔文书的人对它并无热情。一个早期的评论家甚至建议穆雷不要出版这本书——它是“他的理论的一个不完美和相当蹩脚的说明”，他写道。接着这位评论家建议达尔文写一本关于鸽子的书，并在那本书里包含一个关于他理论的简短声明。“所有人都对鸽子感兴趣，”这位评论家建议道，“这本书将……很快出现在每一张书桌上。”这个建议传到了达尔文的耳朵里，但他婉拒了。不是因为他担心书的销量问题。“上帝知道公众是怎么想的。”他评论道。 达尔文并不需要担心。《论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将成为生物学领域的《数学原理》。当这本书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时，1250册书立即被渴盼已久的书商抢购一空，自此以后它一直在出版。（然而，也有传闻说这本书并没有在出版当天全部卖完。）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认可，尤其对于一个有热情和耐心花费20年时间为自己的观点搜集证据的人——他付出的努力是如此巨大，甚至在它许多副产品中有一本684页的关于藤壶（一种节肢动物）的专题论文。
达尔文的前辈们对于从细菌到哺乳动物的生命形式有很多描述性细节的了解，但他们却对更基本的问题，例如是什么让物种具有了现在这样的特征，一无所知。和牛顿之前的物理学家或者元素周期表出现之前的化学家一样，达尔文学说出现之前的生物学家也会收集数据，但却不知道如何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们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这个年轻的研究领域受到不同形式的生命的起源和相互关系是科学无法解答的观念的束缚——这种观念来自对《圣经》创世故事字面意义的接受，这个故事认为地球和所有生命形式是在6天的时间内被创造出来的，从那之后物种再也没有发生过改变。
并不是没有思想家对物种进化这个观点进行过思索——之前有过，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这些人中就有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但达尔文之前的进化理论含混不清，和它们要取代的宗教教义相比还算不上是科学理论。结果，尽管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进化论的观点，但大多数人，包括科学家，都相信人类处于由众多原始物种构成的金字塔的顶端，这些原始物种的特征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由造物主设计，而造物主的想法我们永远不会了解。
达尔文改变了这种观点。如果把他之前关于进化的猜测比作一片小树林，他的理论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一个严谨科学的宏伟样本。因为他的先驱提供的每一个论据或者每一件证据，他都可以拿出100条。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物种进化背后的机制——自然选择——并因此让进化论经得起考验，使其科学价值得到尊重，把生物学从对上帝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扎根于物理定律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