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科学的复兴始于11世纪末期，那时本笃会的修士康斯坦丁诺斯·阿弗里卡纳斯开始把古希腊的医学论文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 。就 和阿拉伯世界的例子一样，研究希腊智慧的动机在于其实用性，这些早 期的翻译活动刺激了其他实用的医药和天文学著作的翻译。于是在1085 年，当基督徒重新征服西班牙时，大批的阿拉伯语著作落在了基督徒的 手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大量的书籍被翻译出来，这也要部分感谢 对此抱有兴趣的当地主教的慷慨捐资。
很难想象这些新出现的翻译工作者所受到的冲击。这就好像一个当 代的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刻有古巴比伦文字的石碑，经过翻译发 现他们提出的先进科学理论远比我们的复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 对于翻译活动的赞助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和商业精英们地位的象征。
结果，这些复原的知识传出了教堂，变成了某种通货，人们收集它们就 像今天的富人收集艺术品一样——这些富人也的确会把他们的书籍和地 图展示出来，就像今天的人展示雕塑或者画作一样。最终，知识在其实 用价值之外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并引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研究的理解。
终于，它开始慢慢侵占教堂对于真理的“所有权”。在与《圣经》和教 会传统所宣扬的真理的竞争中，又一个竞争对手出现了：自然世界所显 示的真理。
但仅仅翻译和阅读古希腊的著作并不能产生一场“科学革命”，一种 新机构——大学——的发展才真正地改变了欧洲。今天我们知道，它 将成为科学发展的驱动者，它将使欧洲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科学发展的 前沿，并在科学领域产生了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巨大进步。
不断增加的财富和大量的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的工作机会点 燃了教育领域的革命之火。像博洛尼亚、巴黎、帕多瓦以及牛津这样 的城市都获得了学习中心的美誉，大批的学生和教师涌向了这些城市。
教师们要么独自开办教学机构，要么在现有学校的支持下开办教学机 构。最终，他们参照贸易行会的形式组织成立了志愿协会。但尽管这些 协会自称是“大学”，它们最初只不过是一些联盟而已，没有自己的地 产，也没有固定的地址。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在几十年之后— 1088年在博洛尼亚，1200年左右在巴黎，1222年左右在帕多瓦，1250年 在牛津。在这些地方，自然科学而不是宗教成为教学的重点，学者们聚 集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促进。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就是伊甸园。比如，最晚在1495年， 德国权威部门认为有必要出台一项法令，明确禁止任何与大学有关的人 员向大学新生泼洒尿液。这项法令现在已不复存在，不过我还是要求我 的学生必须遵守。至于教授，他们没有专门的教室，因而经常被迫在公 寓、教堂，甚至妓院里讲课。更糟糕的是，教授的薪水是直接由学生支 付的，学生可以雇用或者解雇教授。在博洛尼亚大学，今天已成为常态 的事情在当时却有着另一个奇怪的扭曲：教授如果无故缺席或者迟到， 或者没有回答学生提出的难题，学生是要罚老师的钱的。如果学生觉得 一堂课上得很乏味，或者老师讲得过慢，或者讲得过快，他们就会嘲讽 老师并吵闹不休。莱比锡大学学生的这种攻击倾向如此难以控制，以至 于校方不得不通过一项规定，禁止向教授投掷石块。
尽管有这些现实的困难，欧洲的大学还是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因 素，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把人聚集起来去分享和辩论观点。科学家可以忍 受学生的嘲讽和偶尔从天而降的尿液带来的干扰，但他们却无法忍受没 有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会——这简直难以想象。今天，大部分的科技进 步都发端于大学研究，因为在这里可以得到充裕的研究资金。大学，就 像它在历史中一样，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汇聚地。
使我们摆脱亚里士多德学说，改变我们自然观甚至社会观，为我们 之所以会成为今天的我们打好地基的科学革命通常被认为起始于哥白尼 的日心说，并在牛顿物理学到达顶峰。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尽管我使用“科学革命”这个表达方法是为了方便省事，这其中涉及的科学家 有着千差万别的目标和信仰，而不是一群人有意识地联合起来去努力创 造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科学革命”所指的变化是循序渐进 的：1550—1700年间的伟大学者们建造了宏伟的知识教堂，牛顿成为这 座教堂的顶峰。但这批学者可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早期欧洲大学里的 中世纪思想家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们挖好了地基。
打地基工作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在1325—1359年间由牛津大学墨顿 学院里的一群数学家完成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至少有所耳闻——是 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这个概念，而现代科学成形的时间是伽利略生活的 时代。可中世纪的科学得不到人们的尊重。这非常令人遗憾，因为中世 纪的学者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尽管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评判 事实陈述的标准不是实验证据，而是习惯性地以它们是否能很好地匹配 他们已有的基于宗教的信仰体系——正如我们今天所知，这种文化并不 适宜科学的发展。
哲学家约翰·瑟尔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展示了我们和中世纪的思想 家们看待世界的根本不同。他讲述了威尼斯一座叫作the Madonna del Oro (果园圣母）的哥特式教堂的故事。最初的计划是把这座教堂命名为 圣克里斯托弗洛教堂，但在建造过程中一座圣母的雕像神秘地出现在了 附近的一个果园里。名字很快就改了，因为人们相信这座雕像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这被认为是一个奇迹。人们在当时没有对这个超自然的解释 产生更多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却对它充满了质疑，这一事件或许有一个 更为世俗的解释。“现在即使这座雕像是在梵蒂冈的花园里发现的，”瑟 尔写道，“教会权威也不会宣称它是从天而降的。”
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图书馆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上提到了中世纪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我说鉴于他们的文化和所要面对的困难，我对他们的工作印象相当深刻。我们 今天的科学家总在抱怨申请项目拨款时“浪费”了太多时间，但至少我们 还有带暖气的办公室，当我们城镇的农业生产下滑时，我们不用捕杀猫 来做晚餐，更别提还要躲避黑死病了——它在1347年出现，杀死了一半 人口。我参加的那个聚会学术氛围浓郁，所以我讲话的对象并没有像大多 数人那样对我的忧思做出回应——直到她突然意识到她需要再来一杯霞 多丽酒时。她竟充满怀疑地说：“中世纪科学家？得了吧。他们没用麻 醉剂就给病人做手术。他们用生菜汁、毒堇汁和阉割过的公猪的胆汁来 制作治病药水。即使最伟大的托马斯·阿奎纳不也相信巫术吗？”她把我 问住了。我真不知道。后来我去查阅资料，发现她是对的。然而，抛开 她对于中世纪医学成就某些方面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她并没有听说过他 们在物理学领域里那些恒久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观点是最不可思议 的，尤其和中世纪其他领域的知识状态相比。所以，尽管我必须承认， 假如某个中世纪的医生乘坐时间机器来到现代社会，没有人会愿意让他 治病，但说到那些中世纪的学者们在物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依然 坚持我的立场。
这些被人遗忘的物理学英雄都做了些什么呢？首先，在亚里士多德 曾经思考过的所有类型的变化中，他们把位置的变化——也就是运动 ——作为最根本的变化单独挑选出来。这是一种有先见之明的深刻的观 察，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大多数类型的变化都为相关物质所特有——肉 的腐烂、水的蒸发、树叶从树枝上掉落。它们对于一个寻找普遍规律的 科学家来说意义不大。从另一方面讲，运动定律是一种适用于所有物质 的根本定律。但运动定律之所以特别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亚微观层面， 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经历的所有宏观变化的原因。这是因为，如我们所知 ——亦如某些古希腊原子论者推测的那样——通过分析构成物质的基础 材料原子和分子的运动定律，我们最终可以理解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许多类型的变化。
尽管墨顿的学者们没有发现那些运动的全面定律，但他们确实感知 到了这些定律的存在，并且为几个世纪之后的人发现它们搭建好了平 台。特别是，他们所创造的运动的基本理论与其他类型变化的科学无关 ——与目的的概念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