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内涵
周人与殷人的最大区别之一便是周人比殷人更重视礼仪。周人歌唱时，常常唱到了令仪、威仪、礼仪等，比如，“其仪一兮”“乐且有仪”“九十其仪”“莫不令仪”“礼仪既备”“各敬尔仪”“维其令仪”“不愆于仪”“敬慎威仪”“令仪令色”等等（参见《诗经》），显然，“有仪”对周人是非常重要的，周人在言行中，时时在感受着“乐且有仪”，他们执着于“维其令仪”。那么，何为“仪”呢？古代典籍对“仪”有说明：“仪”者，“宜也”（《释名·释典艺》），“度也”（《说文》），可见，“仪”指的是人之适宜、合度、规范的活动样态或方式。在人的仪表方面，是举止稳妥；在人所享用的服御器物方面，是物适宜，合法度；在人的行为方面，是合仪式，有礼貌。其实，“仪”就是“维其令仪”，就是坚持让活动的方式和所用之器物要符合规范。而这个规范就是“礼”，周人尊礼是区别于殷人的一个基本特点，周朝对“礼仪”的重视，形成了与商朝完全不同的文化制度，堪称为是从粗暴走向文明。
那么，“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古汉语中的“礼”字，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祭神的礼节、仪式；二是引申为社会、宗族的规则；三是指以礼相待、礼貌礼物等。在自然崇拜的时期，人对自然十分敬畏，相信自然神，所以对于所崇拜的自然物的祭祀是先民们最为重要的活动，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仪式，这便是“礼”，所以，从词源学上看，“礼”应该是起源于祭祀活动的。所以，先是礼节、仪式，接着便上升为宗族、社会规范，成了“礼法”，再来便普及开来，有了礼节、礼貌方面的含义。
“礼”在甲骨文中是“豐”，许慎《说文解字?示部》谓之曰：“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字甲骨文字形状就像是在一个礼器里放着用以祭神两串玉，后来，或是因其与“丰”之古体形似而易混淆，便加上“示”旁作“禮”，以示区别。那么，为何释“礼”为“履”？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说：“履，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借之法。……豐者行礼之器。”“礼”的主要功能是“事神致福”，那么，人的所有行为都要符合礼的要求，才能求得祈福之效果。王国维则根据殷虚卜辞中的“礼”字形体来解释“礼”的基本含义，他认为，玉为古代之行礼之器，殷虚卜辞的“礼”字形象地展示了盛玉奉神的情形，因而，“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先民们敬畏自然，带着虔诚敬畏之心对待自然，习惯于以规范的仪式来向神祈福，而当各种仪式渐渐程序化、固定化之后，礼仪就产生了。所以，礼仪是通过一定活动程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乞求的礼制形式。
礼的各种字体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尊礼方面比殷人更丰富更普遍，周人除了祭祀之外，还有各种分等级的典礼，除了典礼，还有各种行为规范。可以说，周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礼仪规范，不仅政治生活，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大都浸染上礼的色彩。城庙祭祀，宫室活动，外事交往，宴享嬉戏，器物应用，行为举止等等，都很讲究合乎礼仪，皆如《诗经》所描述的：“莫不令仪”。
与“礼”密切相关的是“乐”，先民们在抽象思维还不发达，他们需要靠形象思维（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来感受，所以，“礼”的活动，“礼”的内容的普及等，往往是与“乐”紧紧联系、结合在一起的，“礼”与“乐”是统一的，周朝时，礼乐难分难解。
关于“乐”，许慎释之为：“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说文解字?木部》）；南唐徐锴认为 “乐者，出于人心，布之于管弦也，乐弥广则备鼓鼙，故于文木、幺白幺为乐，白像鼓形。”（《说文解字系传》）从甲骨文的形体上看，“乐”字表现的是丝弦附着于木上，所以，表现弦乐的声音，这是罗振玉、商承祚等学者的观点。但是，杨荫浏经过考证认为商代没有弦乐（参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所以，学者多认为对“乐”的解释应该采用许慎的观点。当代学者刘正国比较了甲骨文与金文“乐”字的形体，指出“樂”在造字之初中间是没有“白”的，增“白”之“乐”字晚出，他通过仔细考证认为，“乐”的字形实际上是葫芦之形，其本义乃是祖灵“葫芦”崇拜。所以，祭祀之乐不在于“音”（音乐），而在于“义” （伦理含义）。其实，许慎的观点应该是最值得重视的，因为周代的“礼乐”活动，毕竟是有很浓厚的音乐色彩的。
周朝取代殷商之后，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到了周公摄政时，实行了分封制，建立了政治管理机构，并营建了新都，而在文化思想和制度方面，相应地进行了“制礼作乐”。周公一方面继承了周代先祖们的礼乐观念资源，周王室从始祖后稷到西伯姬昌，先周时期的历代族长都非常重视吸取民间的文化观念，使之成为治政的智慧。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在制度上重视礼乐，所以，周王室的礼乐传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资源。在另一方面，周公也注意汲取殷商的礼乐观念，虽然说殷商在尊重礼乐方面，在礼仪的丰富性方面，远远不能与周人比，但是，殷商在对神的祭祀方面，是非常隆重、严肃和规范的，殷商的礼乐观念、仪式等，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来源。
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公自己思想观念的发挥。周公根据自己的广博学识，对之前的礼仪思想进行了改造、革新、融合，比如，周公继承了西周的礼制思想和仪式观念等，发挥了姬周所继承的夏商时期的文化思想传统，并进行改造、扬弃，特别是废弃了殷商那些残暴的祭祀仪式等；再如，周公继承周朝先祖们的礼德观念，废弃了殷商的“无德”的非人道的凶残习俗和制度，以周人所重视的“行善修德”为核心理念，推行其“制礼作乐”的重要措施。周公的“制礼作乐”从本质上看，是对先周时期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是对周王室礼德观念的发挥。而其整个的礼乐思想是以西周“积德行义”“敬德保民”的传统为核心观念的。“制礼作乐”的基本理念，便是体现“德”之“原始礼”精神，而礼乐所体现的方式、构成是多方面的，包括政体官制，政法的规范化原则，祭祀的仪式、仪礼，外交的礼仪、仪式，祈福的舞乐、乐歌等，还包括行为规范以及物品的适宜性运用等。
《礼记-经解》在解释周的礼仪时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这里说得非常明显，有诸侯朝觐天子之礼，有诸侯之间聘问之礼，有丧祭之礼，有饮酒之礼，有婚姻之礼；无论是天子与朝臣，或朝臣之间，或人与祖先，或长幼之间，姻亲之间，男女之间，都是需要“礼”来规范的，礼制的制定和推行，便是为了“礼治”，是以礼为规范来规定人的“合礼”行为，制礼，是“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神祇之间等，都需要有相应的礼仪规范，没有礼义规范，便会发生混乱，而要避免混乱，就必须有礼制。人有礼，方有“貌”；国有礼，方有“范”；族有礼，方能定尊严。无论是家庭、宗族，或是国家，皆是由礼来划定等级尊严的，有秩序，才有稳定的社会生态，才能避免混乱。其实，周公制作礼乐，旨在让礼乐兴，秩序定。
魏晋时的阮籍说：“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 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乐论》）很明显，礼用于划分尊卑等级，乐用于调和亲疏情感，一个是外在的管理，一个是内在的感化。所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周礼?地官?大司徒》 王国维在论述周代礼制时明确指出：“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总之，周公“制礼作乐”的实质是以一套系统的礼仪符号，来确定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这其实是与血缘宗亲关系，以及贵族专权的家国体制是相统一的，“政治”转变为“礼制”，“政治——军事”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礼乐制度管理方式，文化思想制度与宗法级制度紧密地统一起来，礼所颂扬和维护的，就是“家——国——天下”一体化的以周王室为权力顶端的统治秩序。所以，周公“制礼作乐”对殷商思想的革新和扬弃，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文化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