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五
从黄帝到孔子，有两千多年的时间，期间有过不少被儒家称为圣贤的杰出人物，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等，他们被认为是孔子之前形成“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而周公则被认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人物。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为什么特别强调周公与中国“大有关系”呢？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评价周公的重大贡献时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这一评价极高，周公让礼乐兴起并成为正统，从而使“度制”发生巨大改变。显然，司马迁肯定了周公所做的是划时代的变革，“度制于是改”，这不简单。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评价周朝的改革时，说得更明确：“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周朝的改革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废旧兴新，是历史上最为剧烈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而众所周知，主持殷商之际这一场大改革就是周公。
从中国殷商时期的历史变革来看，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才有了王国维先生所讲的“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公借鉴于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去粗存精，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推向高峰，同时，周公所制礼乐还孕育了先秦的儒家礼乐文化和仁礼思想。怪不得孔子对于周代的文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以说，周代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形态较为完整的文化思想，从此，礼乐文化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周公的“制礼作乐”是礼乐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石，周公是最早的较为系统的礼乐文化的创造者。周公“制礼作乐”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的意义十分重要，在当今时代，在注重文明交流与发展的今天，重新认识“制礼作乐”，关注周朝革故鼎新的文化变革，了解周公“积德行义”“敬德保民”的政治文化追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