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艾江涛
“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难，这正是李思训《明皇幸蜀图》的绘画背景
新体式与新制度
开元年间的一天，下着小雪，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一起到一个叫旗亭的地方喝酒。此时酒楼上正有十几位伶人表演，三人一边拥着火炉欣赏，一边秘密约定：“我们都以诗齐名，一直难分高下，今天正好可以悄悄观看众人表演，如果谁的诗被唱到最多，则为优胜。”不一会儿，有歌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便在墙上划道：“一绝句。”很快，又有歌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高适也在墙上划道：“一绝句。”下来的歌妓接着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扉共徘徊。”当王昌龄在墙上划道“二绝句”时，一旁的王之涣坐不住了，他指着其中最漂亮的一位歌妓说：“前面几位庸脂俗粉，所唱不过下里巴人曲子，如果她演唱的还不是我的诗，我就拜你们为师。”果然，接下来的歌妓所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正是王之涣的名作，众人于是笑作一团。
这是一则记录在中唐文人薛用弱传奇小说集《集异记》中的轶事。或许再没有比这样的情景，更能说明唐诗的兴盛还有传奇的特点。有唐一代，诗歌、传奇，并称奇作，达至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长期以来，唐诗已成为人们审美想象的某种标杆。诗歌为何以唐为盛，或者说，最好的诗歌为何会出现在盛唐？除了诗学内部的因素，学者葛晓音将其总结为：“盛唐之所以令诗歌恰逢其时，又因为这是一个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盛唐诗人对于诗歌虽有自觉的追求，却没有系统理论的约束；对于时代虽有认真的思考，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有幻想和进取精神——盛唐诗人所有的这些性格，乃是属于纯诗的品质，因而最高的诗必然出现在盛唐。”
即便如此，唐诗并非一出手便不同凡响，为开元、天宝年间诗坛的繁荣，它足足准备了百年之久。这一被称为初唐的时期，虽然也有“四杰”、陈子昂这样少数的革新者，但它仍属于宫体诗的时代。南北朝时期，诗歌代表的美学成就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北朝以扣留出使的南朝诗人表达这种文化上的钦慕，当时的大诗人庾信、王褒、徐陵都是例子。这种军事上的强势、美学上的弱势，一直延续到唐太宗以后的皇帝。作为宫廷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宫体诗的兴盛不难理解，用学者吴光兴的话说，初唐前30年诗人的典型特征是，“脑袋都被徐陵摸过”。
清人蘅塘退士编撰的《唐诗三百首注疏》，成为近世最流行的唐诗选本
然而，一个世纪的时间并未浪费，正是宫体诗为后来被称为“唐诗门户”的律诗这样一种新体式的最终确立，奠立基础。律诗体式的确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唐诗兴盛最为核心的内因。“站在文学史的本位看，因为唐人发明了律诗的体制，唐代虽然灭亡1000多年了，人们写古诗还是要用这套东西。”吴光兴说。
当然，这一体制的建构更为漫长，从建安时期写诗注重对句，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发明“四声”，到后来的调平仄、三部式结构，律诗一直到8世纪初，才由唐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确立。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律诗写作的三部式结构——头两句介绍事件、中间写对句、结尾表达旨意——与宫体诗写作的内在联系：“在宫廷诗中，对偶句是诗体的兴趣中心。‘对属能’是迅速作诗的首要必备条件，一旦掌握了这一技巧，朝臣们就能很快写出中间部分，把精力用来写出精巧的结尾。”
这种富有规则感的写作模式，听起来似乎是对想象力的侮辱。其实不然，正因为有了法度，诗歌写作变成可以快速习得的技能，随着写作群体的扩大，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事实上，唐人正是这样学习写诗的。在《旧唐书》中记载了一次有趣的家宴，宴会上，大家玩起了用四声咏物品的游戏，结果不等大家发言，四岁的杨绾便指着铁灯树说“灯盏柄曲”，一时震动。
尽管如此，在初唐这样一个门阀制度尚存的时代，诗歌依然带有浓厚的贵族文学的特点。如何让它与更广泛的人群发生关系，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这便是隋代创立、至唐已发生变化的科举制度。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诗歌写作被引入了进士考试。在当时，做官最主要的途径依然是世袭，科举制度不过是面向寒门和大家族的远支开放了一条上升通道。据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唐代卷的统计，整个唐代，只有10%的官员通过科举选拔而出。尽管如此，张说、张九龄这两位玄宗朝的宰相，盛唐诗坛最主要的扶持者，正是科考出来的寒门子弟。
与之后科举制度不同，唐代科考有所谓“温卷”的传统。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一条记录，“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被普遍认为与唐代诗歌与传奇的兴盛密不可分。汪辟疆在《唐人小说》的序言中便据此议论：“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尽管后来学者已论证赵彦卫的记载并不准确，但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唐传奇的杰作多出自进士之手。
对旧诗歌秩序最后的致命打击，来自玄宗在722年发布的诏令。这条诏令禁止诸王招揽大量宾客，如宇文所安所说，这无疑结束了宫廷诗的一个重要支持根源，也关闭了在京城获得诗歌声誉的旧途径。
在新的体式与制度之外，不应忽略宫体诗反对者的贡献。陈子昂的批判是当时诗坛的一股清流，所谓“彩丽竞繁，兴寄都绝”，就是说那些采用新体写作的宫廷诗，虽然文辞华丽，但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主意。绮丽的句子，风格化的寄托，加在一起，就是浮现在地平线上的盛唐诗歌。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学
在唐人眼里，并没有所谓盛唐诗歌的概念。就事实而言，即使是唐代的头号诗人杜甫，最重要的诗学成就也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取得，中晚唐的诗歌，更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似乎很难以开元、天宝年间的诗歌写作，来囊括唐诗的全部成就。确切地说，对盛唐诗歌的推崇，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居功至伟，后来更逐渐被建构为一种诗学常识。
但不管怎样，盛唐是一个大诗人辈出的时代，作为一种只能被追慕的想象力与美学标准，经过严羽下面这段论述而深入人心：“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种唯在兴趣的写作，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在盛唐时代，诗歌完全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假如你是一个盛唐的读书人，不会写诗那是难以想象的。
对那些聚集在长安或者往返于长安与各地之间的诗人来说，诗歌就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那时的诗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都要写诗。据载，那个以写作七律《黄鹤楼》著名的狂放诗人崔颢，有次拜见开元时代的文坛名士李邕，献给他一首以女子为主人公的诗。结果让李邕十分厌恶，不但拒绝接见他，还对身边的人说：“小儿无礼。”
科举、入幕、从军、隐居，唐代文人的生活选择丰富多彩。由此带来的分别场合，便产生了大量著名的饯别行旅诗。早在初唐，王勃便以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写下了那个时代的昂扬。盛唐时期的诗人亦各有名篇。长安大诗人王维写下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入乐之后更成为当时的流行曲目，一直到宋代还为人仿作。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则将汪伦的名字永远留在了诗歌史上。
出游同样少不了诗歌。天宝十一载（752），岑参、高适、杜甫、储光羲、薛据等人一起在长安游历，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兴尽之余，五人都写有纪游之作。在这首难得的同题诗创作中，宇文所安发现了盛唐时期两代人在风格上的差异：“长辈诗人储光羲和高适的诗较为正规和较讲装饰，杜甫和岑参的天宝风格较有气势和较富想象力。”
李白的《上阳台帖》被视为诗人唯一流传至今的墨迹
盛唐诗歌中，后来被引为大宗的边塞诗，与诗人们游边从军的选择密切相关。比起后来的王朝，唐代一直是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这也为诗人提供了弃笔从戎的机会。在吴光兴看来，某种程度上，“游边也是为了取功名，由于边关将领有举荐的权力，可以升迁更快”。
边塞诗是一个陈旧的题材，从王翰的《凉州词》、高适的《燕歌行》到李白的《战城南》，包括王昌龄也写下了大量边塞诗，其中就有那首被称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但边塞诗的集大成者，无疑属岑参。
岑参能写好边塞诗并不奇怪，自天宝八载（749）出任大将高仙芝的幕僚后，岑参跟随他抵达在中亚库车的驻地安西。战争惨败后，他后来又在名将封常清幕府担任判官，在中亚的北庭和轮台待了几年。用现代学者郑振铎的话说：“唐诗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他却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岑参的诗歌，不但写到西域边塞的寒冷，“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同样写到极具异国特色的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隐居之风，在盛唐也非常流行。这与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征召山野的隐逸高士密不可分。唐代士人仕宦失意，多隐居终南山，因为这里临近长安，易于流播声名，以便为朝廷征召。当时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便带着不屑说，终南山是“仕宦之捷径”。当然，对于更多士人来说，半官半隐的生活无疑最为理想。唐代官员，待遇优厚，十日一休沐，让他们有条件购买别业，享受田园山林趣。这也促进了盛唐诗歌中另一大宗山水田园诗的兴盛。
据研究者葛晓音的考证，王维大约在开元十八年（730）隐居于淇上，后来又在终南山辋川边得到宋之问当年的别业，过着流连山水、半官半隐的生活。其间，王维写作了大量山水田园风格的诗歌，其中诸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简淡自然而又意蕴深远的描写，在当时人看来代表了诗歌的最高成就。换句话说，在开元天宝年间，王维才是当世头号大诗人。对于这种代表盛唐感受的诗美，吴光兴分析道：“山水，只是他的面具。虽然不是每句写景，但最用心的地方要有一段景象，写景象，但里面有个主意，有诗人的审美感受。为什么唐诗高不可及，就在这里。”
尽管作为长安诗人的代表，王维为当世推崇，但李白很快从蜀地把夸张的想象力带到了长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此前，有谁像李白那样以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写作？长安的许多读者和年轻诗人为之着迷。与此同时，在同样狂放不羁的贺知章的举荐和“小迷弟”杜甫的描述中，李白傲然于世的诗人形象得到了空前塑造，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不过，李白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显得声名沉默，直到中唐另外一位大诗人韩愈，将他与杜甫一起奉为盛唐最伟大的典范诗人。
站在韩愈另一面的大诗人白居易、元稹，显然对杜甫更为推重。在写给杜甫的墓志铭中，元稹将杜甫视为一切诗歌体式的集大成者：“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兼擅各体之外，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写了“三吏三别”为代表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使他的成就溢出盛唐诗歌的范围，隐隐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先声。
王维不仅是盛唐时代的代表诗人，还是著名画家，图为他绘制的《伏生授经图》
进士阶层的新趣味
天宝十四载（755）冬天，“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光辉灿烂的盛唐时代画上一个令人叹息的休止符。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反复陷落与遭受劫掠，包括唐明皇与杨贵妃那段缠绵凄艳的感情生活，都成为中唐以后文人反复吟咏的话题。只是，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还要迟至几十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年间，那是属于白居易和唐传奇的时代。
诗歌史上将这一引领唐诗第二个高峰的变化，称为“元和诗变”。经逢战争乱离，和整个社会的下沉，这一时期的诗人追求诗文有所承担，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古。其中的代表白居易便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希望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为此发起批判社会问题的“新乐府”运动。
诗风转变的背后，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变化，是出现藩镇林立的局面。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随着玄宗皇帝在四川颁布的《幸普安郡制》，藩镇正式拥有了财权和辟署权（节度使有在自己所统辖的州县行政系统之外另建幕府之权力）。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一重要变化，与中唐之后传奇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
据学者戴伟华的统计，中晚唐文人十之八九都有过入幕供职的经历，当时的名士李公佐、沈亚之、牛僧孺、段成式都是如此。士人们在朝廷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相互交流奇闻轶事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曾担任夔州刺史刘禹锡幕僚的韦绚，在他所整理的《刘宾客嘉话录序》中写道：“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语，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阅读唐人传奇的单篇作品，诸如《李娃传》《任氏传》《离魂记》《庐江冯媪传》《冯燕传》等等，也都能发现作品从“昼燕夜话，各徵其异说”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撰写过程。
出身寒微的进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也带来了这一阶层新的趣味：生活态度欠严肃，热烈地追求官能刺激，富有浪漫气味。这种新的文学趣味，不仅反映在“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的诗学风格中，在唐传奇的故事中也时有反映。
《霍小玉传》《李娃传》，同样都讲述了一个科考、妓女和年轻士子纠缠的故事。事实上，长安城的北里，也叫平康里，这个大量出现在唐传奇中的地名，就有官方登记备案的娼妓。这些人大都受过诗文写作与音乐表演的训练，除了为官员、商人和贵族提供服务，他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正是科考士子。因为在北里附近的一个坊里，就是国子监和科举考场，故而赶考的举子经常在附近租房居住。
“传奇”之名最早见于晚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从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人们对唐代小说的一个称呼。但是，据李鹏飞的研究，宋人所认为的“传奇”一般指包含一些奇异内容的唐代爱情小说，到元代，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爱情小说在内的更多的唐代小说。在这一历史概念的演进中，唐传奇更多指向那种搜奇记异、写作上“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具备比较自觉虚构意识的作品。
在风气开化的唐代，道佛思想历来盛行。加之中晚唐士人感觉到的某种失意与幻灭，反映在传奇中，经常会有以短梦历尽一生的描写。其中的代表就是李公佐的《南郡太守传》与沈既济的《枕中记》，这两部传奇还为人们贡献了两个成语：南柯一梦与黄粱美梦。
唐代的长安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除了各国数目巨大的遣唐使，街头的外国商人也比比皆是。据陆威仪的研究，回鹘人垄断了长安的高利贷生意，葡萄酒店则普遍由粟特人或操吐火罗语的商人经营，此外，娱乐和娼妓业也具有强烈的异国风情。而在葡萄酒店铺里服务的胡姬，与外国葡萄酒商一样，一直是唐诗与其他艺术喜欢的主题。传奇中，也随处可见胡人的身影。在《任氏传》里，主人公郑六与狐仙任氏在外面过夜后，天亮前到达他所居住的坊门前。因为坊门仍旧关闭，他只能暂时待在门口胡人的饼店里。在《霍小玉传》中，帮助小玉设计找回李益的黄衫客，背后跟着一个剪去头发的胡人小孩。
而在裴铏所著《传奇》中的《昆仑奴》，胡人则被当作主人公加以描述。这位崔生家中的奴仆磨勒，不但善解人意，而且具有高超的武艺。他携铁锥越墙击杀恶犬，背负崔生和歌妓轻松飞跃院墙，谈笑之间，成全了两人的一段爱情。当歌妓后来被主人认出，崔生被迫将磨勒供出时，昆仑奴则持匕首突破数十人的围攻，绝尘而去。十多年后，崔家有人还在洛阳认出在街头卖窑的磨勒，容颜没有丝毫改变。显然，将相貌迥异的异域胡人，想象为身怀异术的奇人，对传奇作者来说，并不难以理解。
在诗歌与小说高度繁荣的中晚唐，传奇与诗歌互动频繁。不但一些著名文人，诸如元稹、韩愈、柳宗元等人，都兼具诗人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在许多传奇作品中，主人公吟诗唱和，借以抒发情意，或者精怪用诗歌暗示自己身份，屡见不鲜，这也赋予了唐传奇浓厚的诗意。而最能表现诗与传奇互动密切的，莫过于用诗文表现同一题材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
不管是诗，还是传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盛行的民间俗讲、说话之风的影响。无他，一个市民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感谢葛晓音、刘勇强对采访的帮助。本文写作参考（美）陆威仪著《世界性的帝国》、马茂元选注《唐诗选》、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宇文所安著《盛唐诗》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