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现代社会对挑战者会越来越有利。这是因为那些老旧企业持有的财产和权利所能够产生的附加价值正在逐步消失。
那些老旧企业持有的财产和权利所能够产生的附加价值正在逐步消失。“IBM”把原有的50万员工削减到25万人之后，才好不容易保住了所谓领先企业的地位。即使是“GE”，也以每年削减15%的员工，并且通过推进M&A（兼并·重组）等手段，才勉强保住了面子。但是，那个曾以重电·家电而著称的“GE”已经全然不存在了，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是一个金融和信息服务公司。而且其最大的收益来源不是传统的那些事业领域，而是金融服务部门的“GEcapital”和广播电视部门的“NBC”。对于“GE”来说，因为进入了全新的第三产业，因此而产生的高附加价值能够弥补传统的第二产业所产生的亏损，所以“GE”集团整体才能维持赢利。“Westinghouse”在卖掉了所有的事业领域后，只保留了广电领域（CBS）。曾经号称天下第一的“Westinghouse”的重电部门，成了德国“Siemens”的一部分。甚至连“Westinghouse”自己的公司名称都变成了“CBSCorporation”。干成这件事的，是我非常熟悉的那位出身于“麦肯锡”的麦克·乔丹。
如果把50万员工削减到25万人、把亏损的企业卖掉、每年削减15%的员工的话，经营业绩自然会变好。但是，削减人员是有限度的。“IBM”也好，“GE”也好，今后只有不断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东西，作为企业才能够生存下去，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个人，在数字网络社会，学历就会变得全然没有意义。澳大利亚记者PeterHartcher在他撰写的《圣域的终结——大藏省的大罪》一书中，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大藏省的官僚几乎都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为什么学法律的人会来掌管经济？在Hartcher说这话之前，日本没有人对此产生过疑问，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最优秀的人会进入大学的法律系，然后再进入大藏省。
外行掌控内行应当被制止
可是，不用说也知道，在法学院学的是法律而不是经济。现在，我们进入了无国界的全球化新经济世界。他们对这种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学过，因此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经济运营，当然也不会有策划金融政策的能力。
如果我们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逆境有很强的应对能力。他们如果觉得现在的做法不适用，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创建出新的法律制度来，这种状况简直就是“无所不尽其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法学院出身的人能够掌控经济的走向。但是，像这种临阵磨枪、能拖就拖的方法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破绽，因此所谓的日本护航舰队整体的沉没已见端倪。虽然让那些没有学过经济的大藏省官僚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是，企业界曾经具有很强的实力。反过来说，企业界的逻辑，即“供给者的逻辑”竟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的政策以及地方自治体的各种事业，全都不是按照纳税者的逻辑，而是按照征税者的逻辑进行的。银行的逻辑是主管部门和银行方面的逻辑，而不是储蓄者的逻辑。医院的逻辑是医生或者医院、医疗器械公司、医药公司的逻辑，而不是患者的逻辑。我在比较了“国家的逻辑”、“生活者的逻辑”、“供给者的逻辑”以及“受益者的逻辑”之后，出版了《新·国富论》（讲谈社），并且在这十几年来不断重申我的观点，现在大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应该站在纳税者、生活者、受益者、顾客的立场上进行改革。现在大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应该站在纳税者、生活者、受益者、顾客的立场上进行改革。
要有生活者的视点
可是，上述的改革还根本没有进行过。即使曾经尝试过的改革，其内容也是按照供给者的逻辑进行的改革。例如，行政改革会议的成员全都是大报社的社长，或者是混凝土卡特尔公司等供给者方面的人，我们生活者方面的代表，一个都没有进去。这样一来，那个会议中所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议就只能是供给者的逻辑的东西了。都是诸如“简化企业向政府提出各种申请手续的要求”等层面的东西。即使论及地方分权，也只是谈到了地方自治体方面的意见，而根本没有听取我们居民的主张。在谈到金融体系改革以及邮政等事业民营化的议题时，也根本找不到储蓄者、客户的逻辑，我们看到的只是银行体系和邮政体系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在相互争夺储蓄者。
需要看清楚的是，现在日本整个改革议论的焦点只不过是从国家到了地方、从大藏省到了银行这个阶段，是供给方权利斗争的结果。只是在供给者的逻辑中，供给者的序列改变了而已，并没有真正转移到纳税者和生活者的立场上。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成功。而且如果这样持续下去，金融制度改革就会彻底失败，成为一个典型的“大游戏”。
日本要在无国界的世界中获取成功，就必须开放、开拓个人所具有的能力，特别是“知性白领”的能力。日本要在无国界的世界中获取成功，就必须开放、开拓个人所具有的能力，特别是“知性白领”的能力。例如，我虽然能够获得“知性白领”层次的收入，但是其中65%作为税金被拿走了，所以剩下的只有35%。照这样下去，今后工作的积极性就会消失，变得消极起来。因为我个人一直想“把日本变成生活者主权的国家”，也正是持有这样的人生目的，所以才没有因为高税收而在工作上面有任何的懈怠，但即使这样，想想连续20年被拿走65%的税金，也经常不由得生气。因此，我们要考虑今后如何把日本建设成为让“知性白领”可以不用考虑税金、国籍、性别、学历、年龄等限制问题，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蓝天下尽情发挥自己能力的国家。
“知性白领”并不是突然变异产生的，让人在转瞬间完成个人的开放是困难的，父母、学校、公司等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才可以。现在，父母按照自己过去的逻辑，教给年轻人：“如果进了好学校，在好公司就职的话，就会有好生活哦！”“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学校也只是教育大家，答案只有一个正确的，或者只用考试成绩作为判断学生的标准，接受这样的训练而生长起来的日本人，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如果走了一条道路，经历了一些坎坷和痛苦的话，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再也不走这条路。
“知性白领”并不是突然变异产生的，让人在转瞬间完成个人的开放是困难的，父母、学校、公司等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才可以。
不要成为“巴甫洛夫的狗”
所谓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做学问。做学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是为了要毕业，就必须要学，而一旦毕业，就会恨不得立刻忘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蔑视学问了。作为证据，大多数的日本人即使在中学和高中学了6年的英语但依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竟然还有很多人不能读常用的汉字。这也许是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已经成为“巴甫洛夫的狗”的日本人避开的不只是学问，而且也丧失掉了为体验丰富的人生而必需的向学心。一想到要走学习的道路就好像触电一样，因此走向社会以后就很少有人再去读一些古典著作，或者重新学习历史、数学，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
与我访问过的众多国家相比，日本人肯定是属于最缺乏知性的人。没有自己的意见，也说不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现在世界的局势，什么都说不出来。如果你问一个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但却总是做美国的跟屁虫，你不觉得害羞吗？”这时候100个人会有100个同样的回答：“不会呀，因为我们在战后受到了美国的照顾。”如果问他们：“现在存款利息只有03%，为什么还在忍受呢？”大家也都回答不上来。即使问他们：“在首都东京这样的地方像横田基地那样广阔的领土被外国占领了，你们怎么想？”大家连“如果可能的话，非常希望他们撤走……”的意见都没有。如果再问：“有必要投入公有资金，来救护那些胡乱经营的银行吗？”他们就会回答：“不是有必要保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吗？”更有甚者说：“如果不那样的话，银行就更不轻易向外贷款了呀！”实际上，即使向银行投入再多的公有资金，也不会解决银行的贷款问题，如果认为有必要向中小企业进行贷款的话，那还不如不要通过濒死的银行直接把钱借给那些中小企业更好。
现在，即使像这样单纯的事情，大家也还是连想都不想。而且因为新闻记者也大多是这样的人，所以报纸的读者们，每次也就只能像鹦鹉学舌那样随着报纸的内容说。没有人会问：“真的吗？”日本人的想法是教育部和外交部以及大报社的想法，几乎没有人真正有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