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麦肯锡”这个著名的经营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过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拖到明天的。只要工作没有做完就绝对不会回家。而且，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有意识地想着客户支付的那笔佣金。到了傍晚，我就会想想这一天是否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如果觉得还没有完成，还是不能回家。这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保持下来的工作习惯，我也因此能够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顾问之一。即使在这个号称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麦肯锡”公司里，我也凭借这样的持续努力，连续15年维持了最高的收费标准。
一个人进入了顾问公司，如果只是按照上司的指示做事情，是绝对做不好顾问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人只能当顾问的“棋子”。如果想成为那种能够给客户带来附加价值的顾问，就必须要磨炼出相应的工作能力。那就是一旦决定了在什么日期之前必须完成什么工作的话，就一定要在那个日期前完成。如果想成为那种能够给客户带来附加价值的顾问，就必须要磨炼出相应的工作能力。那就是一旦决定了在什么日期之前必须完成什么工作的话，就一定要在那个日期前完成。当然，因为顾问这种工作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所以如果一旦决定了某项工作内容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那就必须同时要做好相应的计划和方案，以便让其他合作的人员也要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相关的工作。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首先会尝试把工作的内容进行分解，而且肯定是要把最费时间的工作内容最先委派给相关部门，这就是所谓的“CPM（关键路径）方法”。这种方法在项目运营管理中经常使用。在接手一项工作的时候，如果能够充分地考虑到其完成时应有的状态和时机，那就能够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现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了。一旦工作到了应该完成的时机，就可以利用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手段，把全部信息同时发送给员工、客户以及海外的公司等相关的合作部门，进行工作上的联络沟通。这样一来，就能很漂亮地在当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推进工作的话，就绝对不会创造出具有知性力的附加价值。
很多人在工作的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还在彻夜紧张地核对着账目等资料，可能心里面还在想着“不管怎么样，咨询报告总算是能赶在期限之前提交了”。彻夜工作（也许除了打麻将等赌博活动之外）这种事情，在人的一生当中并不是经常能做得到的。而且如果经常采用这种工作方式的话，那么完成的工作内容也只能是那种彻夜工作才会有的低质量。如果想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那么就应该努力做到具备相应的能力，也就是说不用最后几天的彻夜工作也能完成既定的工作。
现在30岁上下的人，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可能就要管理和使用几个甚至几十个部下了。作为一个上司，实际上是意味着必须要让部下进行充分而高效的工作，并且要在自己设定的目标期限内，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这就是我常说的“知性附加价值”。
作为一个上司，实际上是意味着必须要让部下进行充分而高效的工作，并且要在自己设定的目标期限内，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这就是我常说的“知性附加价值”。为了让工作内容产生知性附加价值，那么就要讲究工作方法，那种临渴掘井式的工作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我在号称全世界顾问费最高的“麦肯锡”工作时，自己也经常承担很多项目，有时不得已也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包括“麦肯锡”的员工在内，如果去观察所有人的工作方法，就会发现那种临渴掘井式的方法的工作效率非常低，结果自然是使得工作不能够产生出知性附加价值。
所有的工作，必须是对客户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必须向客户提供附加价值。如果用我的话来阐述，就是帮助客户提高公司的业绩，使得客户能够顺利地进行经营活动，这就是工作必须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工作中都要持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只是以应付差事的心情工作，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有的工作，必须是对客户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必须向客户提供附加价值。
“消化型”业务的政府机关和企业是反面教材
平日的早晨，如果我们去千代田区的政府机关，就能看到最不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上午9点去办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办事窗口的那些职员们正在自己的座位上悠闲地喝着咖啡，还有一些职员在读着报纸打发时间。只要办事窗口没有居民来办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为居民提供服务是自己分内的职责的话，也许就应该把政府机关的各种文件整理得更好一些，以便能让大家看得更明白。如果想给自己的工作增添一些附加价值，那么以区长为首的政府职员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是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工作意识，而且平常也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大家一直都是在被动地完成工作。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千代田区的政府机关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有这样的状况。政府职员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当成是一种“消化型”的业务，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知性型”的业务，没有想着如何把千代田区变得更好。今后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如果在互联网上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办妥的话，那么这些政府职员们现在所从事的“消化型”工作内容，在将来都会被淘汰。
那些不优秀的上班族和政府的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早上把应该在家里完成的事情带到公司里来做。那些不优秀的上班族和政府的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早上把应该在家里完成的事情带到公司里来做。到了公司后，首先去厕所，然后是喝咖啡，读报纸。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早上仪式”后，才终于正式开始工作。
如果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肯定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想了解这些职员是优先对待来窗口办事的居民，还是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看到的结果只能是职员们往往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即使知道我一直在窗口前等着办事，也不会马上过来办理。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看见有一个职员抬起沉重的屁股摆出要办事的姿态时，如果对他说“我想办理某某事”，他马上就会面无表情地说“先把必要的表格填好了再说”，然后又立刻把屁股放回到自己的座椅上去。
但是，等到了数字网络社会，那种懒惰的区政府职员之类的人就会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甚至可以说，就连他们做的业务本身都将是没有必要的了。
要不停地反问自己
我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虽然当时心里也想“哼，这个小职员还在摆架子，真是令人生气”，但是更多的，我在想怎么做才能改善这种低效率的工作。并且还会进一步考虑，即使没有这些懒惰的职员，怎么做才能保证政府的那些工作也能顺利完成。因此，虽然看到了那些不顺心的人和工作方法，但也会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各种创意，并因此兴奋起来，而且肯定会因此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各种机会。例如，我把这些在日本的经验总结起来，在马来西亚建议出台了《网络法》，并提出了电子政府的提案。在日本国内这种常见的、像在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的各种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我为产生新创意而进行的专业领域的调查。
一般来讲，即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脑袋里总是在想着明天的社会，21世纪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进一步思考自己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不停地在询问自己，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某件事情对于A公司客户有什么意义、如果是B公司的话会怎么样、而对于C公司该提出什么提案，这种思考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习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觉得“这应该当做一个提案”的话，就肯定会记在本子上，并且在下次和客户见面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把内容讲出来。那个时候，客户肯定会很惊喜，并且会说：“您平时就那么关心我们公司的事情啊？”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
我作为顾问，所有的投入都要和知性附加价值挂钩，也因此会带来金钱收入。也就是说，即使只去了一次区政府机构，也要在头脑里瞬间闪现出来能够改善那里工作效率的具体方案。如果不是像这样思考问题，并能够在工作中产生知性附加价值，也就不会诞生知性型社会。即使只去了一次区政府机构，也要在头脑里瞬间闪现出来能够改善那里工作效率的具体方案。如果不是像这样思考问题，并能够在工作中产生知性附加价值，也就不会诞生知性型社会。
当然，这些并不是只限于顾问行业的话题。今后，不论什么职业，如果所有的投入不能带来知性附加价值的产出，就不要指望能够得到超出常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棋子”等同奴隶，势必会消亡
迄今为止的工业化社会中，所有人都是产业的“棋子”。几乎在所有的国家，蓝领和白领的收入水平，大体上是由各个行业事先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勤劳”这个概念构成了大量生产方式的基础，劳动者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或者是两班倒乃至三班倒的方式从事工作。如果是夜班会有4成的工资补贴，而周日加班就会有5成的工资补贴。事实上，劳动者等于是按照一定的行业规则，把自己的时间卖给了公司。
但是，今后的社会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边界的产业”会大量出现。就拿我来说，如果被化学工业的公司请去就为这个公司做顾问，如果被电子工业的公司请去就给那个公司做指导。我本人就没有“边界”。同样，律师和会计师也没有边界。也就是说，武士产业、带“师”的产业除了建筑设计师等一少部分外都是没有边界的。像这些“不考虑行业边界关系，在接受到邀请后就立刻投入工作”类型的产业，都属于“没有边界的产业”，在今后的社会将会非常多见。
“没有边界的产业”，在今后的社会将会非常多见。可是，作为产业的“棋子”，那些只是在单纯地提供劳动力的人们，今后将会加速地失去工作岗位。这是因为那些只是需要单纯劳动力的产业组织，正在不停地把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和中国。越南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40~50美元，约合6000日元。如果日本的月收入为12万日元，那么只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在日本国内从事相同产业或工种的劳动力，今后工资收入根本就不会有上涨的机会。
由于日本是封闭社会，如果领先产业或者领先企业的工资上涨，那么其他的产业或企业的工资也会追随着上涨。例如，在钢铁行业如果一家企业提高了工资水平，那么产业界整体就都会跟着上涨。电气行业的代表是“松下电器产业”，汽车行业的代表是“丰田汽车”，只要他们的工资上涨了，那么相同产业内部的其他企业的工资也都会上涨到同样的水平。
可是在今后，如果这样的事情依然持续发生的话，那么劳动力成本就会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沉重负担，并会因此而丧失竞争力。因此，很多产业、企业就会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亚洲等海外地区。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到了连产业本身都已经消失殆尽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工业化社会的终点站”了。
毫无疑问，在日本今后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将会急剧上升。现在虽然只占整体就业人口的65%，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达到80%以上。而且服务业本身也会分化为三个类型。
即使穿着西装，也是个蓝领
首先我们谈谈第一个类型的工作内容，例如那些在宾馆里面每天更换床单和枕套或在快餐店里做汉堡包等工作，这些都属于服务产业当中较为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这个类型的工作即使在将来，也是绝对必要的，不可能消失。而工资水平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因为允许外国的不熟练劳动力进入国内，因此工资就有可能会降到那些人能够接受的水平。而在像日本这样不接受外国劳动力的国家（当然要看今后的移民政策如何变化），工资水平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然而，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恐怕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就能回答的问题。虽然这些职业自身不会消失，但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而且，因为这类工作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干，所以离职率也会很高，服务水准也得不到多少提升。
另外，日本的老年人扶助等事业领域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因此“非经济的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出现了大量类似的行业，结果反而造成了青壮年劳动力人手不足现象的发生。这是因为日本的物价等生活成本太高，而提供给年轻人的收入又很低，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虽然老年人问题是社会的重要问题，需要对这个行业进行支撑，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行业的服务水平和以前相比在明显地下降。
第二个类型，是指在可以提供知性附加价值的工作中，那些以时间来衡量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知性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在可以提供知性附加价值的工作中，那些以时间来衡量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知性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叫做“知性蓝领”，最容易懂的例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印度，类似电视机装配行业的工种，在工厂从事装配作业的劳动者的月工资是90~150美元，而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的工资是他们的10倍。也就是说，如果成为知性劳动力的话，生活水平就会自动地提高1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人都在拼命学习，想成为技术人员的理由。即使在日本，如果是在快餐店做全职工作，年收入大概是300万日元，而软件技术人员的年收入大都超过了1000万日元，二者的收入差距是3~4倍。
但是像日本软件技术人员这种类型的人，今后也会被高科技所替代，这是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到通过互联网在印度进行软件开发的时代。同样，如果律师只是熟悉法律条文、会计师只是认真记账、教师只是读指导要领，那么这类人都将会被电子类的东西所替代。这些所谓的热门行业，将会在21世纪的初期成为没落产业。
第三个类型是那些能用知性附加价值对成果进行衡量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性白领”。那些能用知性附加价值对成果进行衡量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性白领”。
“知性白领”和“知性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例如，计算机程序员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需要很高的创造性，但即使是ComputerGraphics领域里的顶级技术人员，其最高工资收入也就是每小时5000日元=月收入100万日元=年收入1200万日元而已。可是，如果是“知性白领”的话，至少也能拿到其4倍的4800万日元收入。即使是10倍的1亿2000万日元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成为那样的人，就要拥有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那样的高度复合能力，不但能够写剧本，还要能够完成制片人的工作。
而且，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取决于上述三类服务行业中的最后一类，也就是说取决于拥有多少“知性白领”。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取决于上述三类服务行业中的最后一类，也就是说取决于拥有多少“知性白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拥有了“知性白领”，就可以针对“知性蓝领”的职业领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到并且使用最为低廉且优秀的人才。例如，在印度和中国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较为低廉的基础上，把自己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叠加上去就可以了。因此，增加“知性白领”的数量，也就意味着能够很好地提高制造业的效率，更意味着能够提高农林水产业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知性白领”数量的多少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