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企图在政治资源与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他的经商生涯就是把一只又一只的蟑螂放进不同的空纸盒里，然后弄出很大的、空洞的“哗哗”声响。这特别符合牟其中的本意。世代的资本家血脉使他全身充满了黑商的因素，而想做政治家的幻想又使得他脸皮太厚，因此，他一面从政府的银行里贷来公款经营黑商；另一方面又到处许诺数千亿搞联营，正因为厚太多，黑也太过，因此成为了一个失败者。
一、牟其中是企业家吗
曾任南德经济集团“首席顾问”的顾捷先生撰文说：如果把牟其中定义为一个企业家，则不但真正的企业家不愿与他为伍，牟其中本人也不会同意，因为他志不在此。
在更多的人眼里，牟其中是“狂人”、“疯子”、“伪思想家”、“轻度精神病患者”，他被排斥在企业家的范畴之外，顶多只能算是一个“披着企业家外衣的骗子”。
连牟其中自己也对自己的定位很模糊，他说自己是一个“三不像”：半个经济学家加半个社会活动家加半个企业家。
然而，牟其中确乎又是一个企业家。
他创办的南德集团一度是中国最著名、发展最快的私营企业。他所从事和拓展的领域基本上在经营投资开发的范畴。他被美国《福布斯》评为中国个人资产最多的十大富豪之一，他还是第一个受邀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私营企业主。他的所谓“一度理论”（牟其中关于资本经营的一种形象化的描述，即社会存量资产犹如烧到九十九度的水，只要再加一度就可以沸腾了，而这“一度”就是南德的智慧经济）、“平稳分蘖”（牟其中提出的一种经营方式：南德集团希望与国内外一切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士合作，愿意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与条件，也即为他们提供最基础的条件，创立新的项目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赠给其主要成员）、“第四产业”（牟其中认为南德公司所从事的事业既不是投资生产，也不是投资金融业，而是“组织和策划智慧”的“第四产业”）等，也是资本经营方面的新观点。
对“企业家”这个名词，他是这样下的定义———“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
如果按这样的定义来理解，牟其中应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企业家———他毕生的梦想和所有的理论都是为了“转移”。与工业文明不同的是，牟其中认为他所进行的是“以知识、信息和智慧为第一要素、为主要资本的新型知识经济形态”的转移。
具有讽刺和悲剧意义的只是：自以为智商之高无人能比的牟其中直到身陷囹圄也没有完成一件他所渴望的“转移”，自以为对中国现实有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的牟其中恰恰成为对现实经济和政治的最可笑的狂想者。
在北京南德经济集团的大厅门口，书写着牟其中的一句格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的确，在以后的数年里，牟其中以资本经营的名义做了很多别人想不到甚至想也不敢想的“大事”———用牟式语言表达就是“智慧型项目”。
1992年，牟其中提出由南德公司出资150万美元独家赞助召开“华人经济论坛”，每年在大陆举办两次，邀请全球各地华人企业家和华人经济学家参加；同年，他宣布与一位民营科技企业家合作在北京建立1000亩的高科技开发区，准备进行高技术项目的开发生产，南德投资5000万元，计划在全国每个县建立一个高蛋白饲料加工厂；同年春天，牟其中宣布投资100亿元独家开发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同年11月，南德又与张家界市签署了一张协议，计划投资10亿元进行区域开发。
这一个个惊人的投资项目，一次次地在国内传媒上炸开，一次次地把牟其中聚焦在耀眼的镁光灯下，使牟其中和他的南德公司光芒夺目。尤其跟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牟其中以机敏善辩著称，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思路。在对新经济现象的观察中，他善于敏锐地捕捉住兴奋点，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并用其独特的语言进行表达。
然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漫长的经商经历中，除了“罐头换飞机”之外，牟其中到底还做过什么盈利的商业项目，至今仍是一个谜。一个很可能的事实是，南德从来就是一个靠贷款维系着的吸氧型企业，他所宣布的那些“智慧型项目”都是向银行求贷的理由之一。
牟其中与外国记者谈话，他在几十天里把自己的资产越吹越大，“3亿”、“6亿”、“10亿”、“13亿”、“20亿”，甚至“50亿”。顾捷问他：你的钱在哪里？你怎么赚来的？你缴多少税？他得意地说：“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二、角色的错位
牟其中曾经对自己有一段评价：“自己有很多缺点，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中国企业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过这么多当代中国的风波，并且是最尖锐的矛盾。因为我所想的和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家应该想的和做的。”这段话或许不无标榜，可是却道出了一点儿真实，那就是，牟其中的思想的翅膀常常会飞进政治家的花园而流连忘返。
事实上，这种搞不清自己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的角色错位，直接贯穿了牟其中的经商生涯。
譬如，他曾提出过两个让人叹为奇闻的投资大设想，一是把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让印度洋暖湿的季风吹进青藏高原，让冰天雪地变成万里良田沃土；二是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进黄河，解决中原地区缺水的问题。且不说可操作性到底如何，其设想本身就与正常的商业经营无关，而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课题，牟其中一本正经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作为一个商业投资项目提出来，为商者除了目瞪口呆实在没有别的感想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大面积改造，牟其中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他一出手便又是一派大包大揽的架势。他在南德集团的大厅里赫然立起一条金字标语“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以此为南德经营战略的目标。一位经济学家走访南德，见此标语后莞尔一笑道，它实在应立在国家某部委的大厅里。他还提出了一个搞活30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765工程”，即为每家国有企业注入7.6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达到迅速完成企业体制转型、资产转活的目的。牟其中还具体地谈到执行的时间表：“第一年搞它300家，计划引资18亿美元，四年完成整个中国的工业化。”
他的满洲里项目也如出一辙。
从本质上来讲，牟其中是一个企图在政治资源与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可是，在“见不得阳光”的寻租过程中，他又渴望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显示出一份十分醒目的异端姿态，以这种互为矛盾的目的与姿态而渴望成功，难度自然就十分之大了。
1997年9月，一本杂志增刊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铺遍全中国的书报摊，其书名骇人听闻，如同平地引爆了一枚惊人的新闻炸弹：《大陆首骗牟其中》。
这本二十多万字的增刊据称是由“三个曾经投奔南德的高级打工仔冒着被追杀的生命危险”写作而成的。它以详尽细致的细节将牟其中描述成一位“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在书的封面，它更以牟其中律师的话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
其实，在这本地下增刊出版的前后，牟其中已成了有关部门的重点布控对象。一个事实已经在此刻被揭露了出来：1995年上半年，南德集团资金紧缺，牟其中决定以不进口货物方式进行信用证融资。这年6月，牟其中认识了澳大利亚X.G.I公司的一位何姓华裔职员，两人在南德集团总部商定，由何某寻找可为南德集团开立信用证的外贸公司。7月，何某在武汉联系到可为南德集团开立信用证的公司。此后，南德集团陆续在中行湖北省分行骗开信用证，涉嫌诈骗金额总计7507万美元。
1996年3月，牟其中在边防检查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护照被扣未能跨出国门。1997年1月，有关部门发出紧急通报认定：南德集团“经营不善，已出现高风险、高负债”的迹象。
头戴“首骗”高帽，牟其中度过了十分难熬的一年。这其实也是他的企业家生涯即将终结的一年。
2000年5月30日，牟其中以“信用证诈骗”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1992年末，牟其中曾经很感慨地对他的“首席顾问”顾捷说起过当年他坐牢时的一些趣事：“我最痛苦的时候是在牢里等判决、到夜晚连警卫也不理我的时候。我为了让警卫半夜跟我说话，我把一只蟑螂放到装过牙膏的空纸盒里。警卫听到哗哗声响，以为我在挖地道，端枪跑来，喝令我站起来。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我用小小的蟑螂就把警卫骗成功了。”
牟其中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经商生涯就是在把一只又一只的蟑螂放进不同的空纸盒里，然后弄出很大的、空洞的“哗哗”声响。这个比喻很符合他，纸盒很厚，里面很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