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文
“两个世纪前，世界经济尚处今天孟加拉国的水平”。按当今美国的物价水平来修正和估测，19世纪初的普通人每天只消费3美元，而且他们对自己往后两三辈人也不过如此。
两百年以后的今天，世界能养活的人口超出了当年的6.5倍。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每天要消费差不多100美元。“100美元对比3美元：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巨大数量级”。
在《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一书中，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文学与传媒学教授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在过去两百年间增长了至少16倍？
麦克洛斯基指出，我们身处史无前例的收入非线性飞速增长中，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其中的好处，“从贫病交加、罕有自由且蒙昧无知的状态，变成富裕、健康、彻底自由且大多数受教育的状态”，“我们似乎正在融合为一个普世的创新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一个普世的无产阶级”，“生产关系不再代表受雇者的心态或前景”，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纪元和创新时代”。
“传统史观里的谬误之多让人惊讶”
麦克洛斯基采用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考察各种分析工业革命或现代世界成因的传统史观。在她看来，“传统史观里的谬误之多让人惊讶：历史决定论错了，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清教徒论错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他的年鉴学派对资本主义的长时段分析错了，道格拉斯·诺斯和他的制度理论错了，数理学派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资本积累论错了。”这些理论所提出的解释因素，要么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要么并非西欧社会所独有。
工业革命的浪潮因为节俭而起？但节俭储蓄并非创新的时代所特有，“只有当创新给我们带来新的投资机会时”，高储蓄率才有可能引发工业革命；换言之，“储蓄取决于投资，而不是反过来”。
生产性投资的单纯积累有可能决定和主导经济增长？可是，这种资本诱发型增长是有限的，若没有创新，即便考虑所有传统设备的边际产出，“也不足以解释16倍的增长，甚至不能解释截至1860年的两倍的增长”。
原始积累或掠夺是资本成长中的必要条件？实际情况是，“有形资本……没有积累下来，它贬值了”。而且正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的那样：“为什么这些（在快速的工业化之前）一直在积累的资本不也去投资工业企业？”因为纯粹的资本积累缺少创新这个催化剂。
交通或其他内部要素的重组引发了工业革命？麦克洛斯基认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增益，“即使是一大笔边际收益，它与生产方式的革命也不能相提并论”。类似地，麦克洛斯基还提出，任何贸易，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而已，因而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现代创新是因为出现了非同寻常的贪婪或新教伦理？然而在麦克洛斯基看来，19世纪真正新鲜的东西，是关于谨慎智虑的学说，是对谨慎智虑的新一轮赞颂，而非它本身的实践。
制度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提供了激励的约束？根据麦克洛斯基的看法，诺斯的产权和激励理论在论证工业革命或现代世界的成因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股浪潮会恰好在彼时、彼地才能发生。更为重要的是，麦克洛斯基指出，诺斯只关注个人行为的选择受到自利和效用最大化的影响，用实证主义的态度谈论“约束”和“游戏规则”，过度强调了智虑这种“表现人类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美德”，却忽视了这是“从生命到准生命的细菌和病毒都具备的特征”。
最重要的“外部性”：尊严和自由
与此相反，麦克洛斯基强调，“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是发现和创造而非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全世界在1700年左右发生改变的，是在一个所有美德的体系之内对经济和智力创新价值的重新评估”。
麦克洛斯基认为，参与创造和人类解放的，不仅仅是贸易、投资和资源的开发，还有观念。首要的两个观念，一是人应该有希望的自由；二是诚信的经济生活应赋予普通人以尊严和荣耀。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获得的自由和尊严构成了创造世界的“正外部性”：“当权者无法想象，当允许经济创新的尊严和自由走上前台时，会为他们自己——附带地，会为他们的臣民带来多么巨大的财富”，“某种程度上，一种正和游戏从零和博弈的政治里释放出来了”。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的条件——例如大型城市、大规模贸易、合理的财产保护、运输成本的下降，等等——在17世纪相当普遍，并非最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荷兰和英国所独有。“中国拥有这些条件，日本、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北意大利、汉萨同盟也有”。
但是，“如果创新阶级缺乏普遍的尊严和自由这两个必要条件，我们就不会有现代世界”。“尊严赋予了他们创业的勇气，自由赋予了他们行动的空间，从而能敏锐地注意到并把握住机会”。两者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那些常规条件，就足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至于尊严和自由，则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欧洲长期以来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中世纪城镇的自由、小国之间的竞争而非亚洲的一国独霸、农奴制在俄国之外地区的衰败、新教主义和所有古老的亚伯拉罕宗教中的个人尊严理论、“科学革命”带来的头脑解放冲击了欧洲相对原始的科学、宗教和世俗威权，等等。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主导话语发生了微妙变化，大量欧洲人开始尊重企业家。正如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所形容的那样，“低价买进香料或蒸汽机，然后高价卖出，这样的生意第一次得到了尊重”。这颠覆了长久以来盛行的各类反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做生意是肮脏下流的，商人是危险、不体面的工作”。
当人们对资产阶级、企业家和商人的看法发生变化，当他们得到人们的钦佩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当他们获得了财富的余力和社会的激励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会释放出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式的创新，促使人类走向繁荣。
麦克洛斯基甚至以深圳在短短数十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拥有过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的奇迹，说明这一切都需要以思想、观念和话语的转变为前提：“不再认为百万富翁应关进监牢，开始尊重富人；不再抵制创造性毁灭，开始歌颂创新；不再提倡过度监管市场，开始让人们自由交易，就算有腐败也不要回头”。
市场、创新与有道德的生活是一致的
麦克洛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只强调了审慎智虑，而忽略了“七美德”中的其他美德。但恰恰是节制、公正、勇气、仁爱、信念和希望，既是为人类所独有的“以人类语言表达的社会规则”，又“蕴含着人类的意义”，还对支持创新、促进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有所助益。
普通资产阶级生活的尊严和自由的双重道德变化，产生了一种“理性与感性统治”。其美德表现为商业上的“智虑”和家庭上的“仁爱”，再结合由“希望”激发的几近疯狂的创新“勇气”，由“信念”和“节制”在政治上提供保护，“这些美德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自我定义的中产阶级”。
麦克洛斯基告诉读者，接下来出版的第三卷《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而非资本或者制度——如何使得世界变富》会详细论述社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第四卷《资产阶级的话语：工业革命时期的兴趣和对话》则会构想一种经过修正的经济学，指出人类确实言之所想，并证明人们谈话的改变如何使资产阶级的尊严、自由、价值重估成为可能并使大众受益。
第五卷《资产阶级的敌人：从1848年至今知识分子的背叛》将探索欧洲的艺术家和知识阶层如何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开始使用左右两派话语体系蔑视与批判资产阶级。最后一卷《资产阶级的时代：捍卫值得捍卫的》将考察当代各种反创新和反市场的话语，例如所谓全球化的原罪、对环境的掠夺、商业言论自由即广告的罪恶，等等。
总的来说，麦克洛斯基希望通过这套《资产阶级纪元》的煌煌巨著，为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正名、辩护和布道，让你意识到，资产阶级话语支持下的创新，“让人们过上了美好生活，让现代人追求本真性成为可能”。
长久以来，左派一直预言市场和创新会令穷人的生活更凄惨，右派则预言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收益会被其导致的道德沦丧所抵消。麦克洛斯基希望证明，左派与右派都有可能是错误的，都“将腐化我们的灵魂和毒害我们的政治”。
经济学应重视思想、观念与话语
麦克洛斯基列出了经济学家的一些努力。部分学者试图用“非线性”、“规模经济”或“多重均衡”来描述和解释18世纪迄今发生的经济巨变。“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以一群极为重视增长理论的经济史学家和极为重视历史的增长理论家为首，却主张欧洲，特别是英国，当时已经为人均收入的突进飙升准备了几百年“。
当然，对上述谜题的解释，或许依然可以收纳与兼容于经济学现有的分析框架中。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交换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沿着契约曲线依靠暴力再分配或者投资等三种方法，在一个固定的埃奇沃斯盒状图内实现经济有限的扩张。人们关于“市场”、“创业”以及“发明”这些话语所发生的改变，导致了埃奇沃斯盒状图的规模量级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也就是让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了剧烈突变，“这是无法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就像麦克洛斯基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与话语——而非物质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非线性的收入增长，或者说，导致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突变，以及对生活可能性之想象力的跃变”。
麦克洛斯基建议我们应当重拾企业家美德，因为它们赋予发挥的空间。用冯·洪堡的话说，可以“把人类的力量发挥到最极致和最和谐，塑造一个完整和健全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