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胥吏的贪污和把持
地方胥吏惟利是图的程度或许不比中央政府更加严重，但是却可能更为明目张胆。较之于京城中复杂的腐化现象，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严重。当时的民众大都务农为生，他们的生活主要受到地方风俗传统的支配。对他们而言，帝国的意义不过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一些制度化干预而已。他们必须纳税以支持政府，还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或者服兵役，或者分担强制性的劳役。有些境遇较好的人，也可能出任卑微的公职。万一触犯了法律或成为犯罪案件的受害者，他们还要和治安当局及法庭打交道。由于政府加诸百姓生活上的这些压力，地方上的胥吏及僚属才能遂行其邪恶的勾当。
根据刘子健的说法，中央政府的胥吏是：
处理大多数文书作业的专家，他们娴熟于官僚政治，并且知道许多玄妙的弄权技巧，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比偏远地区的胥吏更难驾驭。（Liu，1967：320）
他们似乎也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虽然文献中有关地方胥吏收受贿赂、敲诈、挪用公款的例子俯拾皆是，在京城胥吏方面却没有可资比拟的记载。中央政府的胥吏较为人所知的，或许是他们把持和欺蒙的伎俩，当然这类恶行在地方各省也并非罕见。
胥吏众多的把持伎俩当中，包含有一种否决权，他们不仅可以否定直属上司所作的决定，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中央部会颁布的政策也能一并否决。胥吏经常用拖延、假装误解、阳奉阴违以及在细枝末节大做文章等方法，来抗拒命令。刘子健（Liu，1967）引用的日文资料显示：宋代国家的贸易和土地改革方案便受到这些策略的暗中破坏，在50年之中，政府颁布的每项法令都遭到类似的命运。
另一种更加玄妙的技巧是把持决策。根据Herson的说法，皇帝和各部大臣大都会警觉到这种被人把持的危险，他们想出了许多方法来加以反制，但是在一般的官员之间，却很少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刘子健曾经提到有关这种技巧的一个实例：
杜严是个干练的人事官员，正在考虑应该把某项空缺派给甲、乙、丙三个可能人选中的哪一个。他们三个人资格的优先顺序正好是由甲至丙，依序排列。杜严征询属下意见时，接受过丙贿赂的某一胥吏私下建议丙，由丙出面举发甲的资历中某项资格不符，该项任命于是取消。杜严原本属意于乙，乙因为对另一项职位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他虽然心存感激，还是婉拒了。由于该项职位急需补人，最后还是由丙接任。（Liu，1967：324）
文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到上述把持技巧的控制，主要肇因于两个因素：首先，文官们都曾经长期浸淫于儒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任何熟悉儒家学说的人都很容易预测出，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决定；其次，文官们通常都是在衙门中，根据文件记录的资料做出决策，而文件则是由其属下的胥吏草拟而成，后者很容易借由疏漏、夸大、直接作假，以及预测各种可能反应等手段来左右上级的决策。
胥吏虽然可能受到官员惩戒行动的约束，就某一意义而言，官员也受到胥吏的影响。由于胥吏掌握了官员的人事档案以及相关报表，例如功过考核、考试成绩和推荐书信等。官员们不得不提防：如果上述文件遗失、发生错误，或内容被窜改，自己的事业也可能因而受害。以前还发生过一些实例，胥吏在呈给皇帝的升迁建议名单中故意漏掉几个名字。基于这些理由，官员通常不愿和胥吏为敌。他们甚至会因为担心人们知道自己驭下无方，而尽力克制自己，故意不去揭发或处分胥吏的过失。
对胥吏和僚属而言，贪污不但是他们增加个人财富的方法，也是他们日常运作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贪污如此普遍而且自成系统，最后它俨然变成处理事情的常规，而不是一种“例外”。游历过世界各地的传教士Gutzlaff在1834年曾经对文官制度下的官员作如下的描述：
接任政府高位的人必须十分廉洁，然而，不管他们知情与否，许多暗盘管理却在私下进行。(Gutzlaff，1834：46)
暗盘管理（clandentine management）一词似乎特别适用于描述胥吏和下级僚属的运作方法。他们看准了制度本身的缺失和缺乏效率，有计划地侵夺各种职权，担任实质的管理工作，然后，借此图谋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