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却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就让中国在面对从硅谷出现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希望无穷的栖息之所（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对于破产的希腊人来说，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又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就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解答，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没有一点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当工业革命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而不管是今日或19世纪，世界上的各种祭司、神秘主义者或大师也从没少过，个个都宣传自己握有所有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能处理包括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在19世纪20~80年代，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征服了苏丹国，希望让该国现代化、纳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他们的作为破坏了传统苏丹社会的稳定，民怨四起、反抗频发。1881年，地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间建立真主的律法。他的支持者击败了英、埃联军，并将联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斩首，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这些人接着在苏丹建立实行伊斯兰律法的神权国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印度，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发动印度教复兴运动，基本原则就是《吠陀经》绝对不会错。1875年，他创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意为“贵族社会”），致力传播《吠陀经》的知识；但老实说，达耶难陀对《吠陀经》的解释常与自由主义惊人的相似，比如早在西方出现平权思想前，便已支持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
与达耶难陀同时代的教皇庇护九世对女性的看法就保守得多，但与达耶难陀同样认为有高于一般人的权威存在。庇护九世发动一系列天主教教义改革，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新原则，认定教皇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能出现谬误。这种概念乍看之下可能还以为来自中世纪，但其实是近到1870年，才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天主教教义，当时距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已过了11年。
而在教皇发现自己不可能犯错的30年前，失意的清代文人洪秀全大病一场，病中出现幻觉，看到上帝以一位老人的形象现身，说洪秀全正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上帝接着交付洪秀全一项神圣的使命，要他驱逐自17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清朝政权，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现代工业与欧洲帝国步步紧逼，数百万劳苦大众深感绝望，而洪秀全的话则让他们大受鼓舞。可惜，洪秀全并未把他们带向太平天国，只引发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从1850年到1864年，是整个19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惨烈程度远超过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
就在工业化的工厂、铁路和轮船遍布世界的同时，还是有数以亿计的人，坚信洪秀全、达耶难陀、庇护九世和马赫迪提出的宗教教条。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讲到19世纪，并不会认为这是个信仰的时代。谈到19世纪有远见的人，我们想到的大概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确实也该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在1850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声势迅速扩大，对世界带来的改变，要远大于在中国和苏丹那些自称救世主的人。如果你也认为全国的卫生服务、退休基金和义务教育十分重要，应该感谢马克思和列宁（以及俾斯麦），而大概不会感谢洪秀全或马赫迪。
到头来，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精读古代经典和预言中的梦想。蒸汽机、铁路、电报和电力造成前所未闻的问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都市无产者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些人的体验、需求和希望当然与《圣经》时代的农民大不相同。为了响应这些需求和希望，马克思和列宁研究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远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19世纪中叶，还很少有人如同马克思一样见识敏锐，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快速开始工业化。也就是这少数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世界。大多数社会连发生了什么事都还不清楚，也就没搭上这班进步的列车。例如，达耶难陀的印度和马赫迪的苏丹，当时多半还是一心想着上帝，而非蒸汽机，于是遭到工业化英国的占领和剥削。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印度才终于取得重大进展，缩小了和英国之间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的差距。至于苏丹，目前仍在远远的后方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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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进步的列车将再次离站，而且这可能是“智人”这站发出的末班车。错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有上车的机会。想上车，就必须了解21世纪的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力量。这些力量的潜能远大于蒸汽机和电报，而且不会只用来生产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会是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懂得与不懂如何进行这些大脑及身体工程的两种人，彼此的差距将远远大于狄更斯的英国和马赫迪的苏丹。事实上，还会大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距。在21世纪，搭上列车，就能获得创造和毁灭的神力，留在原地，就面临灭绝。
100年前有些曾经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上新科技。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坚守着马克思和列宁在蒸汽时代构思的想法，未能理解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的力量。反观自由主义，适应信息时代的能力高出许多。这也就能够部分解释，为何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预言从未实现，为何最后竟是自由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如果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会劝他的追随者，多花点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
伊斯兰激进主义甚至还未能学会接受工业革命，也就难怪对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几乎无话可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传统宗教至今仍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它们现在多半是守旧的，而不像过去曾经是一股创造力量。举例来说，基督教过去就曾经传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异端”概念，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结构、社会阶级制度甚至性别关系。耶稣的“山上宝训”还更进一步，讲到温顺和受压迫的人是上帝最爱的子民，于是翻转了整个权力金字塔，为世世代代的革命提供了依据。
除了社会和伦理上的变革，基督教也曾推动重要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天主教会建立了中世纪欧洲最先进的行政系统，并率先使用档案管理、目录、时间表和其他数据处理技术。在12世纪的欧洲，最像硅谷的地方大概就是梵蒂冈。教会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经济合作组织：修道院，在1000年间引领欧洲经济，并引进先进的农业和行政措施。修道院是最早使用时钟的机构，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学习中心，协助成立诸多欧洲顶尖大学，例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以及萨拉曼卡大学。
今日，天主教会仍享有数亿信众的忠诚和什一税。但天主教和其他有神论宗教，却早已从创造转为因循守旧，而非率先开创新科技、新经济方法，或是突破性的社会思想。它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对各种拓展科技、方法及思想的运动感到无奈。生物学家发明避孕药，而教皇不知该如何反应。计算机科学家发展互联网，而拉比还在讨论是否该允许正统派犹太教徒上网。女权主义思想家呼吁女性收回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学识渊博的穆夫提还在辩论该如何应对如此煽动的想法。
让我们问问自己：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候选实在太多：有抗生素之类的科学发现，有计算机之类的科技发明，也有女权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创造。让我们再问问：在20世纪，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传统宗教，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你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是因为候选项实在太少。在20世纪，神父、拉比和穆夫提究竟有何发现，能和抗生素、计算机或女权主义相提并论？细察这两个问题后，如果说21世纪将会发生重大改变，你认为会出自何处？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还是谷歌？确实，“伊斯兰国”也懂得怎么把视频放在YouTube上，但除了展示酷刑，最近他们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究竟发明了什么？
目前仍有几十亿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将宗教经典视为权威的来源，但这些文本已经无法带来创造力。例如，基督教有些较进步的教派，已经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或女性神职人员。他们为什么能接受？不是因为读了《圣经》，或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著作，而是因为读了如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或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5然而，不管多进步，只要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无法坦承自己的伦理来自福柯或哈拉维。所以他们又回到《圣经》、圣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翻天覆地彻底搜索，一页接着一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最后终于找到他们需要的：有些箴言、比喻或裁定，只要解释的方式够有创意，就能代表上帝也为同性婚姻赐福，女性也能领受司铎。然后，他们就能假装这个想法来自《圣经》，虽然其实来自福柯。《圣经》早已不再真正启发灵感，但仍被尊为权威的来源。
就是因为如此，传统宗教才无法提出对自由主义的替代品。传统宗教经典对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无法提出任何意见，不管是牧师、神父、拉比还是穆夫提，多半都并不了解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突破。想了解这些突破别无他法，只能阅读科技文章，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不是去背诵和辩论古代文本。
但这也不代表自由主义就能安享荣耀、高枕无忧。确实，自由主义在人文主义宗教战争当中胜出，而且在当下，我们也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选项。然而，它成功的时候，可能也已播下败亡的种子。获胜的自由主义理想正在推动人类走向长生不死、快乐幸福并化身为神。而由于据说顾客和选民的期望永远都是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将越来越多的心力投入这些自由主义计划。但科学家发现、工程师开发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就会不知不觉暴露出自由主义世界观自身的不足，以及顾客和选民有哪些错误。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彻底发挥潜力，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能就会变得像燧石刀和录音带一样过时。
本书一开始，曾预测人类在21世纪会尝试让自己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并化身为神。这项预测并不是真的那么原创或有远见，而只是反映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理想。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
但本书的第三部分认为，为了实现这种人文主义梦想，将会出现新的后人文（post-humanist）科技，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相信自己的“感觉”，于是我们在与现代性的契约中虽然得利，却无须付出代价。我们不需要有神来限制我们的力量、赋予我们意义，只要从顾客和选民的自由选择，就能得到所需的意义。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发现原来顾客和选民从来就没有自由选择，能用科技来计算、设计或击败他们的感觉，一切会变得怎样？现在的整个世界似乎都与人类体验唇齿相依，但如果以后人类的体验也成了可设计的产品，就像能在超市里买到的任何商品，情况又将如何发展？
[1]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2] 这里的公式用的是乘法，因为两项元素需要彼此才能运作。至少在中世纪学者看来，没有逻辑，就不可能理解《圣经》。如果你的逻辑值为零，就算你把《圣经》每一页都读得滚瓜烂熟，知识总值仍然为零。反过来，如果你的经文值为零，逻辑再好也没用。如果公式里用的是加法，代表的就是如果逻辑很好，就算不读经文也能拥有很多知识，这在你我看来可能觉得合理，但中世纪学术圈并不同意。
[3] 在美国政治里，常常把自由主义解释得太过狭隘，与“保守主义”相对。但广义而言，多数美国保守派其实仍然属于自由主义。
图39 人脑作为计算机与计算机作为人脑。人工智能蓄势待发，即将超越人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