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教义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些上亿的贫困印度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块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一定会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而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块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只是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之类的种种好处，走上俗世幸福的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级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石。至于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两次参加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也就能挽回幸福美满的婚姻。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共同重点。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他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在今天，不论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可能各自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他们都同样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例如，虔诚的印度教徒纳伦德拉·莫迪之所以能在2014年当选为印度总理，主要在于他成功促进了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许多人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印度低迷的经济起死回生。类似的观点也让伊斯兰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掌权至今。其所属政党名为“正义与发展党”，就是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埃尔多安政府也确实在十多年间维持着令人佩服的经济增长率。
至于日本首相——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承诺将挽救日本沉寂20年的经济困局，其措施大胆而不寻常，有“安倍经济学”之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实践着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简而言之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
至于新加坡这个极其务实的城市国家，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思维，让部长的薪资与国家GDP挂钩。新加坡经济增长，政府部长就能加薪，仿佛这才是工作唯一的重点。2
我们可能觉得对追求增长再自然不过，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印度的王公、奥斯曼的苏丹、镰仓的幕府还是汉朝的皇帝，都很少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赌在经济增长上，但莫迪、埃尔多安、安倍晋三却都这么做了，可见“经济增长”在全球各地成功地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确实，把“相信经济增长”称为宗教并不会与事实出入太远，因为这种信念号称能够解决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道德难题。由于经济增长据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因此它鼓励大家放下各种道德的偏见，共同采取能够使成功最大化的长期措施。因此，虽然莫迪领导的印度有成千上万的教派、党派、运动和大师，而且终极目标可能都各不相同，但都要突破同样的经济增长瓶颈，所以何不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呢？
于是，“做大”这一信条等于是在呼吁个人、公司和政府不要在意任何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事物，比如维持社会平等、确保生态和谐或孝敬父母。在苏联，领导阶层认为增长最快的方式就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因此任何妨碍集体化的事物都会遭到扫除，包括数以百万的富农、言论自由以及咸海。现在普遍认为，某些版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能确保长期增长，于是，我们保护了贪婪的大亨、富有的农民及言论自由，然而，这会导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些事物遭到摧毁，比如生态栖息地、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
例如，某位任职于高科技新创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时薪100美元。某天，她的父亲不幸中风，需要有人协助买东西、做饭甚至洗澡。她可以让父亲搬过来和自己住，她一早去上班，晚上再早点回来，亲自照顾父亲。不管是她的收入还是新创公司的生产力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她的父亲却能享有女儿充满爱和尊重的照顾。这位工程师也能请位墨西哥护工，时薪12美元，和父亲住在一起，照顾其所有需求。这样一来，工程师、她任职的新创公司，甚至是这位护工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受益。那么，这位工程师该怎么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答案非常明确。如果经济增长要求我们放下家人间的情感、鼓励大家和父母分住，再从世界的另一边聘用护工，有何不可呢？然而，这是个伦理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事实声明的问题。如果有人专心做软件工程，有人专心照顾老人，我们无疑能开发出更多软件，也能让老人得到更多专业伦理看护。然而，经济增长真的比家人间的情感更重要吗？在假设做出这样的伦理判断之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就从科学跨界到了宗教。
多数资本家可能并不喜欢“宗教”这个标签，但如果宗教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倒是能抬头挺胸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并不像其他宗教那种空中的大饼，而是这个俗世上的奇迹，而且有时候还真能实现。许多让人最后克服饥荒和瘟疫的信贷，都是出自对资本主义增长的强大信念，甚至说到减少人类暴力、增加宽容与合作，也得给资本主义一些掌声。下一章将会提到，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资本主义让人不再将经济视为零和博弈（即认为你的获利就是我的损失），而是一种双赢局面（即认为你得利也就是我得利），这一转变确实是全球和平的重要推手。这种互利概念对全球和平的帮助，可能远远超过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不停宣讲的“爱你的邻居”和“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人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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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王公贵族多半是把利润虚掷在华丽的狂欢飨宴、豪奢的楼台宫殿，以及不必要的战争冲突中；又或者是把金币放入铁箱密封起来，深埋地底。今天，虔诚的资本主义信徒会用利润来雇用新员工、扩大工厂规模或是开发新产品。
就算自己不懂这些事，他们也会把钱交给那些懂的人，比如银行家、风险资本家，再由这些人把钱借给各种需要钱的产业。拿了贷款，农民种新的麦田、承包商盖新的房屋、能源公司探索新的油田、军火业者开发新的武器。这一切活动得到的利润，让这些产业能够连本带利地偿还贷款。于是，我们现在不但有了更多的小麦、房子、石油和武器，而且银行和基金里还有更多的钱，能够继续借出去。这是个永不停转的巨轮，至少资本主义是这么认为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巨轮绝不会停止，可以花一个小时，与一个手上有10万美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朋友谈谈。
他会向你抱怨：“银行利率这么低，活期年利率才0.5%，我才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如果丢到国债里，大概可以赚2%。我有个表哥，去年在西雅图买了一套公寓，现在涨了20%！或许我也该去搞搞房地产，可是大家都在说房地产也要泡沫化了。你觉得股市怎么样？也有朋友说，现在最好是买新兴市场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比如巴西或中国。”在他中间喘口气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有了10万美元还不满足呢？”他的解释就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绝对比我说得更清楚。
通过各种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游戏，这种概念甚至已经深深根植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心里。比如国际象棋这种源于前现代时期的游戏，假设的就是一个停滞的经济。你在开局的时候有16枚棋子，而等到游戏结束，也绝不可能多出任何1枚。虽然极少数情况能让你把兵变成王后，但就是不会有多出来的新棋子，也不可能把骑士升级成坦克。所以，国际象棋玩家永远不用考虑投资这回事。相比之下，许多现代桌游或计算机游戏都把投资增长当作重点。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模仿文明的战略游戏，如《我的世界》（Minecraft）、《卡坦岛》（The Settlers of Catan）和（锡德·梅尔策划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些游戏可能是设定在中世纪、石器时代或某些想象的童话王国，但原则永远相同，而且一定源于资本主义。玩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座城市、一个王国，或者一种文明。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基础，可能只是村庄和附近的田野。你手上的资产能提供最早的一批小麦、木材、钢铁或黄金，而你必须好好投资这笔财产：有些资产用来购买没有生产力但却必要的工具，比如士兵；有些资产用来购买一些生产资料，比如更多村庄、田野和矿藏。这里的制胜策略，通常就是把生产资料尽可能最大化，至于那些没有生产力但却必要的工具则勉强可维持就行。只要能盖出更多村庄，就代表下一轮你能有更多收入，于是不但可以购买更多士兵（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还能继续扩大对生产的投资。很快，村庄就能升级为城镇，能够建造大学、港口和工厂，能够探索海洋、建立文明，最终赢得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