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文字带来了强大的虚构实体，组织了数百万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泽和鳄鱼的现实。同时，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
狩猎采集者整天爬树、找蘑菇、追野猪、抓兔子，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树木、蘑菇、野猪和兔子；农民整天在田里工作，耕地、收割、磨玉米、照顾家畜，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赤脚踩着土地的感觉、牛拉着犁散发出的味道，以及刚出炉的热腾腾面包的口感。相较之下，古埃及的抄书吏将大把的时间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面对莎草纸上的墨迹，以此来决定谁拥有哪块地、每头牛该值多少、哪个农民每年该缴多少税金。用写莎草纸的铁笔，抄书吏就能左右整个村落的命运。
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数人并不识字，但那些重要的管理者通过书面文字这一媒介日益看到了现实。对于识字的精英分子来说（不管是在古埃及还是20世纪的欧洲），一张纸上写的任何事情都至少与树木、耕牛和人类一样真实。
1940年春，纳粹德国从北方攻进法国，大部分法国犹太人都试着往南逃离法国。如果要跨越边界，就需要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于是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夹杂在洪水般的难民潮中，一起包围着波尔多的葡萄牙领事馆，希望得到一张能救命的纸。虽然葡萄牙政府下令，驻法领事需要经过外交部批准才能签发签证，但在波尔多的领事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决定无视命令，这也让他30年的外交生涯随风而逝。纳粹坦克不断逼近波尔多，索萨·门德斯等人长达10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不停签发签证、在文件上盖章。索萨·门德斯签发了数千张签证，最后因疲惫不支而倒地。
葡萄牙政府当时根本不想接受这些难民，派出专员将这位不听命令的领事遣送回国解职。然而，虽然这些官员对人类的苦难似乎毫无感受，却对文件深表尊重，不管是法国、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官员，对于索萨·门德斯抗命签发的签证仍然愿意遵守，于是让可能多达3万人逃出了纳粹德国的死亡陷阱。索萨·门德斯手中的武器可以说只有一个橡皮图章，但却完成了大屠杀期间单人推动的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2
文字记录的神圣性通常也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1958——1961年，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实行“大跃进”，希望让中国快速成为超级强国。为了把余粮转为财政金，并投入到工业和军事计划中，毛泽东下令将农业产量增加两倍甚至三倍。这项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从中央到地方，一直下达到村。地方官员不敢提出批评，还希望拍拍上级马屁，于是捏造出各种农业产量激增的假报告。这些虚假的数字又一路回传，每到一级就又夸大一些，在这里添上一笔、那里加一个零。结果，中国遭受了史上严重的饥荒，大量人口死于非命。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让坦桑尼亚的农业实现现代化，尼雷尔决心，建立集体农场。
图22 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拿着橡皮图章的天使
图23 1940年6月，由索萨·门德斯签发的几千张救命签证之一
政府宣传把农场描绘得如同小天堂，但这些天堂多半只存在于政府文件中。其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上交的方案和报告宣称，在这天或那天，这个或那个村落重新安置到了这个或那个农场。但在现实中，村民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房舍、没有田地、没有工具，但官员却对自己和尼雷尔总统报告整个计划无比成功。事实上，短短不到10年，坦桑尼亚就从非洲最大的食品出口国变成粮食净进口国，如果没有外援，已无法自给自足。1979年，坦桑尼亚农民有90%生活在集体农场，但生产的粮食只占该国粮食产量的5%。4
虽然从文字历史中处处可见这样的悲剧，但对于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来说还是利大于弊，至少从政府的角度看来是如此。没有统治者能够抵挡得住文字改变现实的诱惑，而如果因此导致灾难，补救的办法似乎也就是写出更多的备忘录，发布更多的准则、告示和命令。
我们可能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够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只要和税务机关、教育体系或其他烦冗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你就知道几乎没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写的反而才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