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行为，农民是怎样自圆其说的？狩猎采集者很少意识到自己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但农民则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自己在剥削这些家畜，用它们满足人类的欲望和任性。他们的理由是新的有神论宗教，自从农业革命后，有神论便蓬勃兴起、广泛蔓延。在有神论宗教看来，整个宇宙并不是万物共同组成的议会，而是由一小群神或是唯一的神——上帝所控制的神权政治。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概念和农业联系起来，但至少在一开始，有神论的宗教其实与农业有关。比如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其神学、神话和礼拜仪式一开始都是以人类、农作物与家畜的关系为中心。25
比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宗教活动就是以农民和牧人为中心，戒律多半与农务和乡村生活有关，而主要的节庆也都是丰收节。在现代人的想象中，耶路撒冷的古犹太会堂可能与大型的现代犹太会堂相似，祭司穿着雪白的长袍迎接虔诚的朝圣者，唱诗班吟唱着悠扬的诗篇，空气中飘着熏香。但实际上，古犹太会堂更像屠宰场加上烧烤摊。朝圣者来的时候可不是两手空空，而是带着简直一眼望不到头的绵羊、山羊、鸡等动物，在神的祭坛上献祭，接着烹煮为食。另外，小牛的吼叫和小孩发出的嘈杂声，恐怕叫人难以听到唱诗班的歌声。祭司穿着血迹斑斑的套服，切断祭品的喉咙，将喷涌而出的血液收集在罐中，再泼洒在祭坛上。熏香的气味混合着血液凝固后的腥味、烤肉的香气，成群的黑苍蝇四处嗡嗡飞着（参见《民数记》28、《申命记》12、《撒母耳记上》2）。现代犹太家庭过节的时候是在前院草坪办烧烤活动，而传统犹太家庭则是去会堂研读经文。这样看来，办个烧烤活动可能还比较接近《圣经》时代的精神。
有神论的宗教（例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用一种新的宇宙神话来合理化农业经济体制。过去的泛灵论宗教，是将宇宙描绘成如同一场盛大的京剧，有无穷无尽、五彩华丽的角色不断上场。大象和橡树、鳄鱼和河流、高山和青蛙、鬼魂和精灵、天使与魔鬼，都是这场宇宙大戏的角色。但有神论的宗教改写了剧本，把宇宙变成易卜生荒凉的戏剧场景，只有两个主要角色：人和神。天使和魔鬼也在这次改写中幸存，成为诸神的使者和仆人。但原来其他泛灵论的角色，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现在都成了无声的装饰。确实，有些动物被认为具有某种神性，也有许多神带有动物的特征：比如埃及的阿努比斯神（Anubis）就有着胡狼的头，甚至耶稣基督也常被描绘成羔羊的形象。只不过，古埃及人很容易就能分辨阿努比斯与潜到村子里偷鸡的普通胡狼有何差别，而基督教的屠夫宰羔羊的时候也从不会误认为这是耶稣。
我们常常认为有神论的宗教只是赋予诸神以神格，却忘记宗教把人类也神格化了。在这之前，智人一直只是成千上万名演员当中的一员。但在新的有神论戏剧之中，智人却成了中心角色，整个宇宙围绕着他转。
而同时，诸神则要扮演两个相关的角色。首先，诸神要解释智人到底有什么特别，凭什么要让人类占主导地位，剥削其他一切生物。例如基督教就说，人类之所以能支配其他生物，是因为造物主给了他们这项权力。基督教还说，上帝只给了人类永恒的灵魂。而既然这永恒的灵魂是整个基督教宇宙的重点，而动物又没有灵魂，它们当然就只能扮演临时的角色。于是，人类成为上帝造物的顶峰，而其他所有生物只能待在角落里。
其次，神要负责在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进行调解。在泛灵论的宇宙里，所有角色都能直接沟通。如果你需要美洲驯鹿、无花果树、云朵或岩石给你什么，可以自己直接去谈。但到了有神论的宇宙，所有非人类的实体都沉默了。于是，人类不能再与树木和动物交谈。但这样一来，如果需要果树产出更多果子、奶牛产出更多牛奶、云朵带来更多雨水，以及蝗虫远离你的作物，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神上场的时候了。诸神承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虫病不兴，而人类也要提供一些回报。这就是农业交易的本质。诸神负责保护农业，让农业丰收，而人类则将部分农产品献给诸神。这笔交易对人和神都好，却牺牲了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
在今天尼泊尔巴利雅普村（Bariyapur），信徒每5年会庆祝一次嘉蒂麦女神（Gadhimai）的节日。2009年创下纪录，25万头动物被宰杀献祭给女神。一位当地司机向来访的英国记者解释：“如果我们想要什么，只要带着祭品来这里献给女神，所有的梦想就能在5年之内实现。”26
许多有神论神话会解释这笔交易微妙的细节。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提到，诸神放出大洪水毁灭世界，几乎所有人类和动物都被毁灭。冲动的诸神此时才惊觉，这下没人为他们做奉献了，饥饿和痛苦逼得诸神简直发狂。千幸万幸，还有一个人类家庭存活了下来，这得感谢水神恩基（Enki）的先见之明，他安排信徒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躲在一艘木制的大方舟里，方舟上还载着乌特纳比西丁的亲人，以及各种动物。等到洪水消退，这位美索不达米亚神话里的挪亚便从方舟中现身，第一件事就是将一些动物献祭给诸神。根据史诗说法，诸神立刻冲到现场：“诸神嗅到香气/诸神嗅到美味的香气/诸神如苍蝇群聚在祭品周围。”27至于《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写成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晚了1000多年），同样写到挪亚一出了方舟，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创世记》8：20——21）。
这种洪水故事成为农业世界的奠基神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上一点现代环保的色彩，说这场洪水是在教训人类，要我们知道人类的行为可能会毁掉整个生态系统，而人类要负起保护万物的神圣使命。只是就传统诠释而言，洪水恰恰证明了人类的优越杰出以及动物的毫无价值。在传统诠释中，挪亚虽然奉命拯救整个生态系统，但目的是保护神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动物的利益。非人类的生物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们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
毕竟，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决定“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世记》6：7）。可见《圣经》觉得，为了惩罚智人犯下的罪行，把所有动物都消灭掉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就好像只因为人类不乖，所有长颈鹿、鹈鹕和瓢虫也都不再有意义。《圣经》没能想到另一种情节：耶和华后悔创造了智人，于是把这种罪恶的猿类从地球表面抹去，接着就能享受鸵鸟、袋鼠和熊猫的各种可爱表演，直到永远。
然而，有神论宗教对动物仍然有一些友善的想法。诸神让人有权掌控动物界，但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负点责任。例如犹太人就奉命必须让家畜在安息日休息，并尽可能不给它们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只不过，每当发生利益冲突，人类的利益仍然永远高于动物的利益。28）
在犹太经典《塔木德》里有一个故事，一头小牛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逃掉，求助于拉比犹太教（rabbinical Judaism）的创始人之一——耶胡达·哈纳西拉比（Rabbi Yehuda HaNasi）。小牛把头钻到这位拉比的长袍下，开始哭泣。但拉比把小牛推开，说道：“去吧，你被创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因为这位拉比如此不慈悲，上帝便处罚他，让他生了一场长达13年的痛苦的疾病。直到有一天，仆人打扫拉比的家时发现几只刚出生的老鼠，开始把它们扫地出门。但拉比立刻赶去拯救了这几只无助的小生物，要仆人放过它们，因为“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9）。因为这位拉比展现出对老鼠的慈悲，上帝也就展现了对他的怜悯，治愈了他的疾病。29
其他宗教对动物有更大的同理心，特别是耆那教（Jainism）、佛教和印度教等。这些宗教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其他部分密不可分，而且最重要的道德戒律就是不杀生。《圣经》只说“不可杀人”，但古印度的“非暴力”原则却适用于众生。在这方面，耆那教的僧侣特别注意，他们总是用一块白布挡住嘴巴，以免呼吸时不小心杀害小昆虫，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扫把，将路上的蚂蚁或甲虫轻轻扫到一旁。30
然而，所有农业宗教（也包括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都有一套说辞，认为人类就是高出一等，剥削利用动物实属正当（就算不是杀生取肉，至少也是获取其乳汁，或是利用其劳力）。这些宗教都声称有一种自然的阶层结构，赋予人类控制和使用其他动物的权力，唯一的条件就是人类要遵守一定限制。举例来说，印度教虽然认为牛是神圣的动物并禁吃牛肉，但仍然能为乳品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声称牛是一种慷慨的生物，很渴望和人类分享它们产的奶。
因此，人类就这样自己谈成了一场“农业交易”。根据这项交易，某种宇宙力量给了人类控制其他动物的权力，条件是人类要对神、自然以及动物本身履行某些义务。而在农耕生活里，人每天都会感觉宇宙间确实有股力量存在，也就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
狩猎采集者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生物高级，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当时典型的部落大概只有几十人，部落周围却有几千只野生动物，部落能否存活，有赖于理解和尊重这些动物的欲望。负责找食物的人要不断问自己，野鹿想做什么？狮子又会想要什么？否则他们就捕不到鹿，也逃不过狮子的利爪。
但农民却与此相反，他们住在一个由人类梦想及思想控制和塑造的世界。虽然人类仍然逃不脱强大恐怖的天灾（例如台风和地震），但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其他动物的想法了。农场上的小伙子很早就懂得怎么骑马、给牛套上犁、鞭打倔强的驴子，以及把羊赶去吃草。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一定是某种自然秩序，或是上天的旨意。
于是，农业革命既是经济上的革命，也成了宗教上的革命。新的经济关系兴起，新的宗教信念也同时产生，而为残酷剥削利用动物找到了借口。只要哪个现代硕果仅存的狩猎采集部落也开始走向农耕，我们就会再次见证这种古老的过程。近年来，印度南部的纳雅卡狩猎采集者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农耕行为，比如养牛、养鸡、种茶。毫不意外，他们也开始对动物有了新的态度，而且对于家畜及农作物的态度明显与对野生生物不同。
在纳雅卡的语言中，具有独特个性的生物称为“mansan”。例如人类学家丹尼·纳韦问他们的时候，纳雅卡人会说所有的大象都属于mansan。“我们住在森林里，它们也住在森林里。我们都是mansan，还有熊、鹿、老虎也都是，都是森林的动物。”那奶牛呢？“奶牛不一样。到哪里你都得带它们走。”那鸡呢？“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不是mansan。”那森林里的树呢？“算是，它们已经活了这么久了。”那茶树呢？“喔，那是我种的，所以我才能把茶叶卖掉，从店里买我要的东西。它们不算是mansan。”31
这样，就把动物从有情感、值得尊重的生命降格为不过是人类的资产，但这种过程并非仅限于牛和鸡，大多数农业社会也开始把不同等级的人视为资产。比如在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和古代中国，都曾将人类当作奴隶，恣意虐待，随意处决。正如农民不会去问牛和鸡对于农场运营的意见，当时的一国之主也不会想到要问问农民该怎样治理国家。此外，每当某些族群或宗教社群起了冲突，常常就是互相指称“不配当人”。先将“他者”称为野兽，之后才能待之以野兽。于是，农场也就成了新社会的原型，有着目空一切的农场主人，比较低等而可以剥削利用的其他动物，可以消灭的外部野兽，以及在一切之上有位伟大的神，对这一切安排给予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