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秦教授,您对哈耶克为自由所作的界定及他的自由秩序理论如何看待?
秦晖:其实我对哈耶克的思想是有不少保留的,我认为他面对的问题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部理论基本上只是讲我们不能做些什么,以免失去自由,而不讲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以便得到自由。显然,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哈耶克没有写过《通往自由之路》,这不能苛求于他,但是,我们因此也就不必把他当作神来崇拜,我有两句话,一句叫做:“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
唐汉:秦教授,请问你对中国文化与现在普遍倡导的全球化概念如何看待?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如何来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更进一步的是与美国文化或美元文化相抗衡,甚至可以说是稍稍地领先。
秦晖:我以为所谓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内容与其说是只有一部分中国人讲的,甚至是光讲而不做的某些书籍,不如说是真正代表五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那些民族特点,比如,作为单音节词根语的汉语和作为形声字的汉字所导出的那些思维方式,这些方式在新的世界上也许会有以前未曾发挥出来的活力。简单点说,我认为英语的霸权(这可能是如今名符其实的一种“文化霸权”),在信息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时代会遇到挑战,单位符号信息量更大的汉语是更有希望的。
其次,与包括西方主要语言在内的其他语系相比,汉语(以及汉藏语系的若干语言)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它的每一个音节(“字”)都有其独立的语义,构成所谓的词根。而西方语言没有“字”的概念,只有纯粹表音而无语义的“字母”,若干字母组成“词”才有了语义。每一个音节都有独立语义的这种语言如果说能影响思维方式的话,我想它是有利于形成“每一个个体都有独立价值,都是独立的意义单元”这样一种观念的。尽管“文化决定论”不能成立,最能保障个体意志自由的制度也不是我们首先创立的,但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创造力也不可低估。中国人建立过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如今中国人在一个地区创造的民主宪政转型也比世界同类地方更成功。因此那种以为“文化劣根性”决定了中国人只能当奴才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至于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的“商战”才能,更是世所公认的了。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不只是GDP增长快,经济自由度也连年居世界头几位,超过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每个音节都有独立语义的汉语有利于培养个性(只是“有利于”,并不是说讲汉语者都有个性),而作为形声字的汉字又有利于培养凝聚力。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异极大的中国人仍能拥有共同的书面文化,避免了古罗马文化因拉丁语的方言化而消失这类其他文化常见的命运。过去这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奇迹”,今后这种书面文化统一性形成的凝聚力,仍然有利于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发展。
网友:中国人也许有盲目崇拜麦当劳、肯德基等洋货的心态,这种心态说明中国人的思想很难独立自主。
秦晖:如果你认为“盲目”(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你可以进行评论或规劝,但不能强制,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对不影响他人自由的某个人的“盲目”选择予以宽容,否则这个社会就只有“英明者”的活路了。
燕人楚源:请问秦教授,您是否认为有一条龙身上虽然有很多历史遗留的沉疾,但也不乏灿烂之处呢?如果是,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呢?
秦晖:“批判地继承”当然是绝对正确的,问题在于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如果把“文化”理解为某种学派、某种典籍的话,我以为以往我们的遗憾可能不在于批判过多或者继承过多,而在于可能批判了一些不该批判的或者是批判过分,同时又继承了一些不该继承的,具体地说,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以为它的局限性(它的功绩这里就不说了)与其说是过于激进或是过于保守,不如说是:它在反儒这一点上是过于极端了,而在反“法”(法家专制传统)上又远远不够,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那场“批儒弘法”的灾难。而实际上,中国以往“罢黜百家”则罢矣,真正“独尊”的何尝是孔孟的那种“儒术”。所谓性善论、仁治说、伦理中心主义不过说说而已,“百代都行秦政制”才是真正的传统“硬件”,而“软件”则如王夫之所言:“上有申韩,下必佛老”,有权者行“法术势”而指鹿为马,无权者圆融通透而“难得糊涂”,致使性恶论、厚黑学、权力中心主义和“儒之吏化”泛滥成灾,形成“法道互补”之弊。而儒家虽然不是什么“超越现代性”的救世法宝,却也并非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除了“民贵君轻”、“因民所利”、“不欲勿施”和“有教无类”等资源如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外,原初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取向,至少在现代化进程前期也不是压制个性自由的主要问题,相反它在与“西学”会融后(这一点至为重要!非此则儒学难以走出“儒表法里”的怪圈)还可能有助于消除法家专制传统。所以,我在文化上还有一个主张,那就是西儒会融,以消解“法道互补”(即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之弊。
肖晓春:教授似乎太乐观了,弱势国家和民族既无法拒绝经济繁荣的诱惑,同时又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具体性和个性。
秦晖:你这个“具体性和个性”说得好,如果我们民族的每个人之“具体性和个性”都能得到宽容和保护,何愁我们民族的“具体性和个性”会受到威胁?但我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今天只是谈的文化问题,并不是在谈“国家利益”,全球化时代是会有国家利益的冲突的,即使文化相同主义相同,两个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完全一致,但这与文化冲突是两回事,“文化国粹”的爱好者同时是卖国贼,西学的弘扬者同时是爱国者,这样的例子还用我多举吗?
黄炎:秦教授,请问您认为中国人该不该去拿诺贝尔文学奖,比如高行健。我认为高的获奖是全体中国人的无上荣光,更是中国文化、华夏文化在经历了百年磨难之后的被世界重视和承认,尤其是西方,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实——不行!你以为如何?
秦晖:据我所知,对高行健的获奖,不但不同价值观的人有不同的评论,就是同样价值观的人具体到这一件事也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高行健获奖的最大意义在我看来,并不在于高行健本人是否最优(我以为不是),而在于人们对这次获奖所发表的各种自由言论本身。
唐汉:秦教授,请问你对现在的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何看法,我的意思是说,从大学校园出来的莘莘学子很难一下子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对企业适应,您认为,校园文化该如何处理,同时,企业文化又该何以发展中国特色?
秦晖:我们现在一般在“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点”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你讲的“文化”与本次讨论大多数人讲的含义不同。你上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如今我们教育制度的质疑,所谓学校毕业出来无法适应企业,应该就是这种问题。关于教育,我在《问题与主义》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请你指正。
燕人楚源:对“法道互补”的回应。你说得很正确。可问题是大多数年轻人不能做到。一味崇西贬中,而老年人又正相反。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秦晖:我感觉和你不同,我以为“法道互补”之弊在各个年龄段都存在,这一辈不见得比上一辈更清醒。但是,对于“西儒会融”我还是乐观的,至少不是绝望的。